与“ 汉代 ”有关的作文

汉代文学家刘劭云曾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拥有载视一切之能力，傲视群雄之气势，是人对其无不敬畏!

英雄无名，化作满天的星;无名英雄，热血总在沸腾。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华儿女追求正义的指路明灯。

我心中的英雄就是钟南山爷爷!

17年前，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17年后，84岁高龄的他，又一次义无反顾的来到抗击新冠肺炎最前线;17年前钟南山教授领军抗击非典，17年后的这个冬季，84岁的他又再一次临危受命，依然奋战在和病毒较量的第一线，寻找战胜病毒的良药，缓解了疫大家心中的焦虑与恐惧，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定海神针”。

当我在新闻上看到钟南山爷爷第一次满含热泪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一定能过关。”此时，我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是的，举国上下齐心对抗疫情，爱比病毒扩散的更快!他们就是疫情中的逆行先锋，果断前行、无畏奔赴的背后是钢铁般的信念和坚如磐石的初心，他就是我们心中的真正英雄!

这位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老人，再一次成为绝对的超级明星、全民偶像。84岁，在这个绝对需要安享天年的年龄，支撑他出山，承担如此大的使命和精神负荷的，绝对是医者仁心和国士风范。他那颗悬壶济世的心依旧未变，始终为人民着想。

去年8月，有一名九岁小男孩儿在新加坡飞往广州的航班上突发过敏，全身红肿，情绪激动，家人六神无主，呼叫空乘人员，空乘人员也只能是尽量调低机舱温度，并拿来冰块帮男孩冰敷，但这些都于事无补，同一航班的钟南山院士听到消息坚持跑到男孩座位旁问诊，他蹲在一个素未平生的男孩面前，认真检查询问，确定男孩没有生命危险后，才放心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自己的医者仁心。

英雄者乃胆识过人，聪明智慧，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不怕困难，不顾自己。

在疫情爆发以来，钟南山爷爷一次次的行程和发言都是最有效的强心剂，有了他，就有了战胜的信念，他是全中国的骄傲!

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罢了!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只是因为祖国需要、同胞需要，才有人挺身而出，牺牲小我，成就大家。钟南山，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我国汉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因为替孤军奋战匈奴而不幸被俘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惨遭下狱，并判处“腐刑”。司马迁受到这样的侮辱，万分痛苦，但是并不消极，仍坚持完成了他有名的巨著《史记》。他在写给他的好朋友任少卿的信(即《报任少卿书》) 中，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和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并且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都是要死的，但是有的死得伟大，像泰山一样重；有的死得毫无意义，像鸿毛一样轻。以其作用和志向的不同而异。

“泰山鸿毛”亦作“鸿毛泰山”。“泰山”比喻极重，“鸿毛”比喻极轻，所以也叫做“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章炳麟《敢死论跋语》：“若必选择死所，而谓鸿毛泰山，轻重有异，则虽值当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伟大领袖毛主席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坚持读书学习的一生。据记载，毛主席最后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了《容斋随笔》7分钟，十个多小时后，一代伟人与世长辞。这位伟人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毛主席这种一生坚持读书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读书是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必由之路；读书是走上文明与智慧的入口；读书是“中国梦”的题中必有之义。可见，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书籍浩如烟海，做一个善读者，首先要学会读经典名著，从书中聆听名家大师谈论人生道理，评价生活态度，剖析人生思想，让自己浮躁的心随之沉静，从而更好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维品质、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让自己的文化素养也在阅读中得到提升。正如苏轼说的“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杨振宁、李政道等西南联大的学生刚到美国时，读200本英语小说，200本500页的书，恰好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2000小时的阅读积累，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犹太小孩在12岁的时候，人人都把相当于《三国演义》那么厚的《旧约全书》读了100遍。《旧约全书》不仅仅是圣经，更是一部文学名著。好书至少要读三遍以上，第一遍观其文章大略，第二遍深刻理解内涵，第三遍细细品读，领会精神。读书不仅仅只是读文字，还要读作者，读时代背景，了解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在读书时要做到朱熹说的“心到，眼到，口到”。

读书给予我们的益处真的很多，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感性，更能会体会到生命的美好；它让我们在丹桂飘香之际，寻一段时间离开繁华的城市，去恬静的乡下折几枝淡雅的桂花，插入家中的花瓶，再点上一盏橘黄色而温暖的灯，使家中书香四溢；它让我们在看见残疾运动员们艰苦训练时永不言弃的斗志而热泪盈眶，在赛场上拼命为国争光的精神而感动与震撼；它让我们在情绪低迷之时，与苏轼隔空对话，深刻理解“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与豁达，感受他生命的坚韧，从而获取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汲取精神的力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读书还可以让你领悟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胸怀天下的幸福；领悟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自由自在的幸福；领悟到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中直冲云霄的幸福；领悟到毛主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胜利在望的幸福；领悟到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立志读书报国的幸福……

读书益处如此之多，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善读者的决心，做一个善读者，不仅仅要学会读有字之书，还要学会读无字之书。我们在铸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可以读出祖国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万里长城之上，可以读出祖国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歌与科学的大地之上，可以读出祖国壮年的成熟……

一本本书，就是一段段美丽的人生；一本本书，就是一个个美好的梦想！当你走进书中，你便拥有了世界上闪亮的梦想和强大的力量！这种梦想和力量会让你的人生灿若星辰！让我们怀抱着对过去的许许多多反思和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期许， 做一个善读者吧！

    洪波兄将他这部研究汉代文化与文学的新著，取名“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或许因为我是研究魏晋文学和文论的，一看到“转折”这个词，自然想到汉魏之际。而汉之前有秦，中国历史在.‘秦”这儿已经转折了;汉承秦制，何来“转折”之说?且看洪波兄如何自圆其说。

    是书共五章，后三章分论汉诗、汉赋和(史记)，前两章总论汉代的文化与文学。作者认为，汉代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秦以郡县替代分封，新创了专制社会的模式，但它还来不及认真实践便灭亡了。社会形态如此，文化文学亦然，说得过去的也就是《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秦代是一晃而过，甚至连一个清晰的背景也未能留下。因此，汉代的文学和文化所背负的，不是秦代而是整个先秦时代的传统。其实，洪波兄之前，学界已注意到这一点，如论及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人物传记，都称之有战国散文之遗风。但洪波兄论述两汉与先秦的联接，其学术兴趣不在理“同”而在辨“异”。

    秦汉以前的社会，基本上是以血缘纽带为灵魂的氏族集团的联盟;继秦之后，汉代才是中国专制社会形态的真正完成者。汉初虽然有一段时间的黄老无为之治，但那只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并非四百年汉代社会的文化本质。汉代的文化本质是专制。从先秦到两汉，家族同盟变成了家天下，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鸣，价值多元变成了价值一元……轴心时代的开放、宽容、浪漫和诗性丢失了，汉代社会呈现于中国文化的，是功利化的英雄主义，神学化的理性精神，物质化的修辞欲望。洪波兄将他所理解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转折”，既融注于对汉代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深遂辨析，亦贯穿于对汉诗、汉赋和《史记》的精细解读。

    洪波兄将汉代诗歌分为乐府诗、庙堂诗和文人五言诗三大类，并从文化嫂变的特定层面考察汉诗与前代诗歌之异同。孔子说诗三百，称“诗可以怨”;而班固说汉诗，称“感于哀乐”。就鸣哀抒怨而言，汉诗承续了诗三百的传统，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比如，同为无名氏之作，《诗经》的哀怨大多有明确的对象或所指，而汉乐府的哀怨，虽然情绪比(诗经)来得激烈，所指却相当模糊。汉乐府的作者对人生的狭促和痛楚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却又弄不清楚这种精神的郁闷和压抑来自何方。洪波兄指出，汉乐府的这种精神现象，正好反映出社会转型期诗人对新起的专制社会的不适应心态。汉乐府是一种悲观的

    现实主义，她已经没有了(诗经)时代那种浑朴未开的童心，她是少年初窥人生不平时的愤激。愤激也是有美感的，只是这种美感遭到功利主义的栽害。比如，少年罗敷对太守的愤慨，一如她的聪慧和丽姿，同样是一种美。然而，罗敷的“夸夫”却并无多少美感，它表现出的正是汉代文化急功近利的一面。此外，庙堂诗所昭示的由敬畏心态向托庇心态的蜕变，文人五言诗所咏叹的仕途失意者的迁徙感和幻灭感，其文化之根亦可追溯至汉代专制社会的功利主义。

    一时代之文学乃此一时代之文化的诗性显现，文学中所包含的艺术精神、审美情趣、人格魅力、悲剧意识等等，作为文化的观念层面，铸成某一种文化特定的价值体系。汉代文学不仅一般性地形成汉代文化的价值体系，而且最终形成不同于先秦文化的思想、情感和人格特质。《史记》，作为汉代叙事文学的代表，其言说方式虽然有先秦之风，其人格精神和美学旨趣却属于汉代，属于汉代文化。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司马迁“谬”的是先秦的“圣人”，是在《史记》的人物塑造和人格品评中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文化观念。洪波兄从文化人格学角度将《史记》的人格形象分为三类:率性人格、智慧人格和政治人格。如果说率性人格的张扬个性、标举自我是对先秦儒家伦理规范的反拨，那么智惫人格则以其洞察、坚韧和对事功的执著扬弃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和弃智。祟尚率性和智者的司马迁，却生活在专制空前强大的时代，他不得不去塑造既无率真亦非智慧的政治人格，以顺应专制集权社会的运行之势。这是司马迁的悲剧，也是汉代文化的悲剧。

    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概说汉代文学时，称汉人具有“那种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鲜感和恢宏气度”，具有“巨大的时空意识”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洪波兄的这部新著，其新锐之处，除了它在学界第一次以“转折”的眼光重新解读汉代文化与文学，还在于它的言说风格有着与研究对象相似的大气与宏阔，率性与隽智。著者含蓄着诗情而洋滥着哲思，没有一般文学史著作的板滞与琐细，没有小聪明而有大智慧。

    有一次与湖北教育学院的几位朋友聊天，谈起人的或智或愚有着表里内外之别，大体上又可分为四类:或外智内愚，或外愚内智，或内外皆智，或内外皆愚。洪波兄笑曰“我是第四类”，说这话时，一脸的憨厚。 有的人将智惹写在脸上，有的人则将智慧写在书里，洪波兄属于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