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灰色的湄公河，灰色的渡船，灰色的公共汽车。
主体:头戴紫檀色男式软帽的法国少女，身着白色西装的中国男青年。
一个发生在30年代法属殖民地的爱情悲剧，就这样很平淡地拉开了序幕。
其实，连男女主人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相爱”，并不是从“爱”开始的。他是华侨巨贾之子，风流调镜却又无所事事;她是家境贫寒的白人少女，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他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她是看上了他的富有?说不清楚。反正，他们相爱了。在那喧闹的街市中的阴暗的单身公寓内，在行人的脚步声小贩的叫卖声《绝望的华尔兹》声的交响中，他们体验着肉体的欢愉情感的痛苦令人心碎的温柔刻骨铭心的绝望。
我们很熟悉爱情悲剧，我们更熟悉导致“爱情悲剧”的各种原因:或者是封建家长的专横与独断，或者是陈式美式的背叛与遗弃，或者是演绎“女人祸水论”的阴谋式爱情……看完这类爱情悲剧，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应该赞美谁憎恨谁同情谁诅咒谁。
面对《情人》，却有些惶惑，那种已成定势的“爱情”怎么也“分明”不起来。袭用固有的悲剧模式，无法理解《情人》。在《情人》的悲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因素:种族、金钱与性爱。
故事发生在殖民地，种族歧视或偏见扎根于男女主人公的意识深处。法国女孩是白种人，中国男青年是有色人种，他们在种族上是不平等的。这一点，在故事的开头，在中国男子小心翼翼的温柔与法国少女高傲的冷漠中，已经表现出来。后来，中国男子宴请法国女孩一家，她坦然地花着他的钱，却同样坦然表示着对他的蔑视。在此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怎么可能真诚相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种族上受到歧视的中国青年却偏偏是很有钱，而自认为种族高贵的法国女孩却偏偏穷困潦倒。她的确很爱他，但这种爱之中，又的的确确包含着功利的成分。他问她:“如果我很穷，你还会这样爱我吗?”她坦率地回答:“我爱你现在的样子，很有钱。”她要用他的钱去办很多事:摆脱贫穷，偿还债务，筹足回国的旅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奢侈的“爱情”，是靠中国男子(准确地说，是靠中国男子的父亲)的钱所支撑着的。
种族等差、贫富悬殊，筑成《情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灵沟壑;沟壑本身又刺激起双方强烈的相爱需求。不同种族或阶层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是文化沟通的内驱力。文化心理与性爱心理，交响成永恒的诱惑，驭使男女主人公逾越种族与金钱的双重降碍，曲径通幽式地进人对方的心灵。心灵的瞬间碰撞与契合，换来的是肉体的永远的分离。种族与金钱是性爱的障碍，也是性爱的桥梁。“障碍”与“桥梁”的悖谬式统一，才是《情人》爱情悲剧的深层内涵，《情人》的爱情悲剧，在小说中，已被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得动人魂魄;而在同名电影中，又被香港明星梁家辉和英国新秀简·玛奇演得如火如茶。
人们看多了蒸馏水一般的爱情故事，《情人》则剥去“爱情”的诗意的外衣，裸露出她的迷失、困惑、坎坷、悖谬，以及她的撕心裂肺的真实。《情人》的小说和电影之所以风靡全球，其奥秘是否正在这里?
(电影:《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