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这片土地，与不少文学名篇有瓜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脑子里装满了李白“滋河折柳伤别”的诗句、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影片《人生》中巧珍犹豫的眼神、高加林倔强的嘴角……
瀚河快到了。我再一次把古人描写它的诗翻译成醉人的图画:清澈的河水映出蓝天、白云，岸边垂柳多情地摇曳，一对友人牵着马儿慢慢走来，折一枝柳条，赋一首诗，道一声“多多保重”……我哪曾料到，现实中的潇河竟是这样:河床里没有水，岸边也没有送别的人，柳条倒是有的，可枝条不是下垂而是向上翘—潇河的诗意跑到哪里去了呢?
或许是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吧。于是，我不再去想灞河，也不去想并无浪漫色彩的华清池，而开始寻找生活中的“巧珍”和“加林”。在空旷的黄土地上，我看到光着膀子挥撅刨地的“高加林”;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我看到骑自行车的“巧珍”;我甚至还看到“巧珍”与“加林”结伴进城，不过，他俩坐的不是德顺爷爷的马车，而是崭新的“嘉陵”。这一切确实使我激动，但这“激动”的强度却远远不及银幕上巧珍和加林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得从现实返回银幕，一遍遍回味《人生》带给我的含泪的思索、美的享受……
我突然明白，当我用艺术的眼光来看生活时，我是将二者作了机械的对比。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是饱含着创作者审美判断和艺术激情的“第二自然”!要是二者可以划等号，那艺术岂不成为了多余?
由西安回武汉，在郑州换车。那天晚上，郑州车站的月台上，某电视台正在拍一场“送别”的戏，碘钨灯照着一位身着白裙的女演员，她神色优郁、泪眼婆婆，可谓“情真意切”;无独有偶，摄像机旁，我也正与一位分别多年，在短暂的重逢后又要长久离开的朋友依依不舍。同为“伤别”，可我觉得，“生活”比“艺术”更美，因我和友人是真的难受，而那位女演员却是在“做戏”。
然而，我又错了。艺术作品中某一情节或场景，孤立起来看确实不如生活美，但艺术是一个整体，你如果在一部完整的作品中去欣赏“月台伤别”那场戏，说不准你会为女主人公掬一把同情之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