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姑苏，最深的感受是:走出了厨房，一顿饭，在家里要忙上一两个小时;在这儿吃食堂一二十分钟解决问题。
太太是上班族，每日“七出六进”(七点出门六点回家);我不用坐班，自然成了厨房的主人。买菜一洗菜一切菜一妙菜，是每天必做的功课。长期的厨房实践，练得一身过硬的本领。比如，我可以同时做三件事:一边切菜，一边盯着炉子上的高压锅，一边聆听隔壁洗衣机的旋转。我还烧得一手好菜，诸如水煮肉片、清蒸武昌鱼、凉拌粉丝等等。忙完了，解下围裙，坐在餐桌边等待太太和女儿归来，觉得自己是地道的家庭妇女，并很严肃地思考“妇女解放”问题。
我曾不懈地追求“自我解放”。为冲淡厨房工作的单调，我打开收音机。可是，蒸汽对高压阀的冲撞，菜刀对砧板的敲击，淹没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我和洗衣机配合默契，每日将大堆的脏衣服洗净甩干，突然觉得我们俩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然而，这一伟大的哲学顿悟，并未降低“污泥”的日产量，也未减轻“清污”的辛劳。我大胆地将“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思想引进厨房，把苹果、香蕉、茄子、萝卜一锅煮，名曰“国际色拉”，结果弄得全家人食洋不化，腹泻不止。我还用烹饪实践来检验“物质不灭”这一真理，将昨天的炒菜，一变为今天的菜汤，再变为明天的猫食，却遭到太太和猫的共同抵制……
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当你不得不做某一件事情时，你最好是从这件事中寻找乐趣。厨房工作并非全无乐趣，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剩下的只有呛人的油烟和枯燥乏味的重复。
当我在异乡享受食堂的快捷和便利时，太太大约正在武汉家中的厨房忙碌。而且，一年之后，我又得重返厨房。
何日才能走出厨房?
客居苏州，不看电视，只听收音机，调频立体声广播，最喜欢凯丽·金的萨克斯独奏“Going Home"，没有低回与缠绵，在徐缓的高亢中，透着一股子执着与伤感。苏州唯一的调频台，每晚都以这首萨克斯做终了曲，于是，每晚得以在Going Home的旋律中人梦。
回家前收到女儿寄来的圣诞卡，上面醒目地写着:“盼望爸爸早日回家”，“家”字后面紧跟着六个感叹号。在上海站候车，长长的队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行装，目光中却是裸露着相同的焦虑与兴奋:回家，回家……
记不清已有过多少次“回家”。念大学时，或许是年少不懂得思家，或许是穷学生舍不得路费，放假后并不急于归家，先是甩一通宵的扑克，然后花四、五天时间找顺路车;回家后，呆不了几天，便急匆匆地返校，像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全然不理会父母的思念与孤寂。
后来自己也做了父亲，也有了父亲的焦虑。如果某一个傍晚，女儿放学后迟迟不归家，便急得坐卧不安，一边沿路寻觅，一边胆战心惊地同那些“也许”搏斗。虽说并没有什么“也许”发生，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担优女儿不按时回家。
为人父之后又离家求学，于是有了双重的“回家”。
先是回自己的小家。归心早已似箭，列车却还在大巴山的隧道中艰难而缓慢地爬行。熬过不眠的夜晚和漫长的白昼，在次日的暮色中，终于远远地望见了城市的灯火，望见了灯火后面，妻子和女儿焦急而欣喜的目光。有两个寒假，航空公司对教师学生五折优惠，两天一夜的火车，浓缩为两个小时的飞机。旅途缩短了，悠长的思念似乎也被缩短了。
然后率领妻子女儿回老家。年迈的父母，早已等候在长途汽车站，等候在料峭的寒风中。有一年春节，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回去了两天，父母亲便在冰冷的车站，一连守候了三个下午。见面的那一刻，父母的埋怨中透着几丝欣喜:原以为我们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诸多的节日中，大概只有在春节，人们才有如此强烈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回家;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了“回家”，人们才格外地看重春节。
春节前夕，作为浩浩荡荡的“回家”大军中的一员，我望着列车外的万家灯火。列车晚点，到家已是午夜。女儿临睡时对她妈妈说:爸爸到家时，一定要叫醒我。
窗外雪花洒落，屋子里弥漫着凯丽·金的GoingHome……
客居姑苏，常听苏州的朋友说起两个词:苏南，苏北。将要人海的长江，把江苏一分为二，江南富庶发达，江北贫瘾落后。苏北水涝成灾，有些农村，一年当中将近半年泡在水里。即便是工薪阶层，其收人也只有苏南人的三分之一。苏北穷得滴水，苏南却富得冒油。全国百强县之首，中国最大的桑蚕产地，新加坡投资的新工业园区，都在苏南。“沙家洪”也在苏南，郭建光唱道:“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苏北虽穷，却是人才辈出。譬如兴华，一个县竟出了一千多名教授，是全国出了名的“教授县”。于是我想起了我们湖北红安的“将军村”。红安也是穷地方。毛主席说得对，穷则思变。只是“变”的方法有别，或变为将军，或变为教授。
穷地方的人，要变，要成才，必须走出那片穷山穷水;但一旦成才，则是应该回来(或者投资)改变家乡的“穷”。当年张自忠，冯玉祥，就在家乡安徽投资办学。苏北的千名教授.如何为家乡脱贫而出力，笔者不得而知;但正在苏南念大学的苏北学生，毕业后不愿回苏北，却已司空见惯。每年新生人学，常有这样的对话:“哪来的?”“苏北。”“好好学习，争取留苏南。”学生恋爱，也是“苏北”迫“苏南”，才貌双全的苏北女硕士，愿嫁苏南专科生。读完硕士或博士，宁可在苏南找一份与本专业“不搭界”(苏州话)的工作，也不回苏北……
当然不能简单地责怪苏北学生。这正如在武汉念书的大学生，愿留武汉而不愿回鄂西。即便是留在了武汉。过不了几天就可能策划“孔雀东南飞”。前些年，笔者曾参与几次文化沙龙的讨论，主题是“湖北文化如何走出湖北”。结果，未等到“文化”走出湖北，沙龙里的“文化人”走得只剩下笔者一人。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经济落后、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尤其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然而，滞后的经济与文化，不能给各种人才提供必要的生活与人文条件，也不能为人才提供其施展才华、创造业绩的空间与机遇。于是，最需要人才的地区，往往是人才最容易被闲置被埋没的地区。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人才理论家和人才主管部门的专业范围，笔者不敢“越姐代An。只是觉得，美国人当年开发西部，至少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弘扬一种探险甚至冒险的精神;二是人才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或出或人，相当自由，没有任何政策性障碍或“终身制”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