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生命的大门，就会展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从此，就要在这条路上有意识、无意识地走。直到精疲力竭地找到归宿睡下时，身后留下的足迹会永恒地印下你的灵魂。
未入川前见到的只是平原，正如每个人还是懵懂的孩童时，展现在面前的路，恰如人生的一片无限美好的土地，那样平坦、开阔、无惊无险。只要凭着身体中先人注下的好胜性格、聪颖的资质，再稍稍加以自厉的力量，在尽情地领略人生煦暖的阳光、缤纷的花朵时，就够追求到人生较好的馈赠。这时的追求只能算作一种本能、雏形，但同时在思想深处注入了新鲜丰富的营养，蕴含着一个希望，一种力量。
我无限神往的留恋童年时代，那是童话的世界。我庆幸我的天地的广阔，无边无际，充满了神气和多彩，我尽情地奔跑在这片沃土上，汲取着，慢慢长大了。
也许是土年的渲染，上小学时是那样主动向上、轻松、得意。可我并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只知要做一个人人夸奖的好孩子。进入初中时，踌躇满志的我几乎在次次考试中名落孙山--偶然?必然?这时我似乎觅到了什么--人生中未必只是平原!
入川后，我终于见识了真正的群山，比梦中所想的更巍峨。我在学习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刻苦、主动，我的学习已不仅是为了一个好分数，而是觉得要竭尽全力实现一些人生的价值。我难忘日日夜夜灯下苦读，难忘那种不懈的毅力，那种追求精神。
以后，我还会走着与以往不同的路，不知是沙漠，沼泽，还是极地、冰川，这要由未来来回答……
我愿用毕生的智慧和汗水在人生广阔的土地上继续挥写一个魅人的词——追求!
获得灵感，让灵感叩开创造性思维之门，让我们写作时有一种神力“凭附”，这当然是不少写作者希求之事，但正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所言:灵感不是一个客人，不是一请就到的。要迎接这个“不期而至”的客人，必须要作艰苦的努力。
积累信息、知识、经验是获得灵感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像手雷能引爆雷区、火柴能点燃油库一样，产生灵感“反应”，如果脑袋空空如也，灵感的火花很难产生。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构思和闪电一样，产生在一个人的洋溢着思想、感情和记忆的意识里。当这一切还没有达到那种要求必然放电的紧张阶段以前，都是逐渐地、徐徐地积累起来。”这个比喻是贴切的，人的生活积累是带电荷的云层，灵感则是电荷撞击而产生的火花。云中电荷的密度愈大，放电的机会愈多。
信息、知识、经验不仅是产生灵感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储存愈多，获得灵感的几率就愈大。关于这个道理，新时期获奖小说《卖驴》的作者赵本夫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时生动的原始素材广采博记，多多益善。原始素材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很有点像数字的组合。如采你手里只有阿拉伯数字I，那么翻来及去便只是1;如采有1，还有2，那么就可以组成12和21两个数;如果还有3,就能组成123,132,213,231,312,321六个数。如此类推，基数越多，组合也越多。素材也如此。占有的素材越多，它们之间相碰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大，越可以构成更多的小说雏形。
信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亲历、感受、体验，获得直接的真知和经验，这是一条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途径。鲁迅先生把这种生活的积累称之为吃“鲜荔枝”，这种自己采摘的鲜活的生活之果，个中滋味，自己最能品尝。二是从书本上获得间接的经验和感受，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人生有限，涉猎面再大也有局限，只有通过前人总结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增大自己的信息、经验和知识积累，同时也为灵感的触发找到“契机”。许多作家都是通过阅读他人的作品，而唤醒了自己“睡着的情绪”的。巴金先生有这样的体会:“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袋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可见读书与灵感的关系多么密切!
思想的活跃与清新，是产生灵感的关键。如果有外部的刺激和内部的储积，而自己思想愚钝或不肯动脑筋，这二者还是如同一河两岸，缺乏联系和沟通;也如电路接通(储存)，也推上了闸(触发)，但没有电源(思维)，这幢楼房依然一片漆黑。
保持思维的活跃与清新，是指大脑思维处于一种紧张而流畅的工作状态。古人说:“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则小成，大用则大成。”脑神经细rL功能也“用进废退，，多多用脑，脑细胞也分外活跃，各种神经元也会像电流一样流通，加速神经网络系统信息流动，从而使思想处于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境地，灵感的火花也因之而频频进发。有人问牛顿，你是怎样获得伟大发现的?牛顿回答:“经常想着它们。”牛顿的话强调了灵感的产生与高度集中的注惫力之间的必然关系，一个思想不专一、对问题缺乏深人探究精神的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获得灵感的。人们通常把创作比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怀胎”过程，也极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阶段。作家在执笔前总是对自己的艺术形象“关切而痛苦地怀在自己感悄底幽秘的殿堂里，像母亲在子宫里怀着胎儿一样”(别林斯基语)，常常是痛苦而焦躁不安，“为伊消得人憔悴”，然而，正是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者，才易得到灵感的青睐。
要使自己的思维活跃与清新，写作者还应当到大自然中去，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颸在《文心雕龙》中就揭示了这种外物和内心的对应关系。大自然能给人以灵感的启悟，是因为大自然的多姿多彩给人以美感、激情和想象，容易激活人的思维。当你面临巍峨挺拔的高山，观赏那飞流直下的银瀑;当你俯视那滔滔末去的大江，极目烟波浩瀚的湖泊;当你策马驰骋于绿草如茵的大草原，跋涉于那风沙弥漫的沙漠，你能不为大自然呈现的阳刚之美而振奋不已吗?不为大自然那雄伟壮阔的空间感、腾娜跃驰的运动感而心胸愉悦吗?当你置身于九曲回肠的溶洞，倾听那滴答叮咚的泉水奏鸣;当你徜徉于月下的荷塘，吮吸着清新的空气和新荷的蓉香;当你荡一叶小舟于静静的湖泊，看水中的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你能不为大自然的那种博大精深、温柔深沉的母性气质而心旷神怡，神与物游，思丝不断吗?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得于大自然的馈赠，触发灵感，使得思如泉涌创造出艺术精品。除了大自然环境的直观和启悟外，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新生与腐朽的殊死格斗，都为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新鲜的题材和获得灵感的机会。所以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要“坐得住”，有时又要“走出去”。
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次在野外发现一株牛劳花，那支牛劳花有三个枝丫:一枝被折断，上头吊粉一朵沾满泥浆的小白花;另一支也被折断，溅满污泥，断茎压在泥里;第三枝也因落满尘土而发黑，但它依然顽强地活下来了，花朵火红耀眼。看到它，托尔斯泰心中立即进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很快就写出了(哈吉·穆拉特》这一名篇。
舒伯特二十岁时常到维也纳的郊外散步，看见小河的鱼儿来来往往，自由自在.十分钦羡。当他看到鱼儿在渔夫的钓钩上顺抖、跳蹦，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灵感的火花进发了，他回家就写下了颂扬生命的歌曲《鳟鱼》。
著名戏剧家曹禺，在深闷忧郁的家庭渡过了青少年时代，目睹过不少不幸女人的悲惨命运，时时萌动写作念头，但苦于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一次.他听到一个同学的嫂子的爱情遭遇后，感到“这个女人就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于是《雷雨》中蘩漪这个艺术形象在心中孕育成功了。
灵感就这样如天外来客，不期而至，叩响了作家艺术家的智慧之门，使他们仿佛凭借着一股“神力”使自己举重若轻获得成功。唐代文人李德裕感叹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至，不思而至。清代学者叶燮在谈到诗歌的“触兴”(灵感)时也说过: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朱自清先生则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兴”(灵感)喻之为“心头一动”:这心头一动是经验综合而来的，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日本作家小泉八云，则把灵感说成是“睡着的情绪唤醒起来了”。
灵感是如此神秘，它如风，鼓荡起作家艺术家神思的风帆;它如火，点徽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石油库”;它如闪电，能照亮作家艺术家混沌的“内宇宙”;它有时甚至如卤水，能聚合作家艺术家游离分散的思绪。不仅文学艺术需要灵感，科学发明更是不可缺少灵感:牛顿见苹果落地而触发灵感，提出了地球万有引力学说;魏格纳在查阅世界地图时，发现南美洲东部巴西的凸出部分，正好是非洲西海岸的凹陷部分，于是在灵感驱动下提出了“大陆飘移说”;阿基米德人浴看到水从盆中溢出而顿悟，总结出了浮力学原理……所以钱学森先生极有远见地说过: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和突破，要创造突破得有灵感。因此可以说，没有灵感降临，是无缘步人文学和科学的殿堂的。
那一眼百年前开始的展望，终于在20世纪来的钟声中粉到了边缘。百年弹指，数辈人苦心孤诣地奋斗努力后，中国社会也走到了步向新的境界并铸造辉煌的合阶之前“当我们这个民族为复兴中华的信念而热血沸脚时，索有优感意坦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密切关注粉中国文化的现况i。并在冷静思索粉未来千年巾犷中国文化究竟何去何从才能臻于辉惶的命落；次化，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命脉所在。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劫劳奋智的华夏民族在世界的东方守卫粉千年传承的中国文化并遇用智慈不断地将其发展扩充。然而，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化却始终面临着中国传统时期所没有的总体危机，即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19世纪中，西方文化在洋枪洋炮的护驾下，正式大规摸地登陆当时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从那时起节中国文化便不得不在其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上受其影响。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普。西方文化体系对中国文化僧移狱化的伴奏声音。到了20世纪下半叶，冲国域迁上又再一次掀起了与西方文化对话与共舞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固然也曹从中汲取了精华并得益不少(如中国文化加快了由人文科学文化棋式向自然科学为主的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但也不可杏认乡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同样也于东西文化对话、冲突和融合的互动过程中不懊丧失了自我的部分内容，由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殊现状，即“当后脚停在前规代豁能的耐铭前脚妞踏上后现代之舟的甲板上”(刘登阁语，见《全球文化风暴》。中国社会科举也版社2000年版)。在这种文化展荡的语境中，甲国的有识之士再一次感觉到仿徨苦闷，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似曾相识的命题：究竟是要全盘接受，还是部分接纳，抑或是排斥西文文化的渗人，再或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
王岳川先生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间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幸义的迷失二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困境。故而中国文化若要在21世纪中力求恢复汉唐气魄和真正走向世界关健便在于找到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道路，直面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乘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替蔽和格神、内圣气“外王”互动齐下，凭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擞和生活价值观宇，籍此弘扬中国文化所趁涵的内在智慈和超越精神。在这条通向辉悠之门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倍守下面的两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