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正因为鲁迅是最真诚最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投枪的一掷”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他的锐利的暴露才能使鬼魅妖魔无所遁形。
从鲁迅的作品中，人们会感觉到，他对黑暗的暴露多于对光明的歌烦，特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此。他的对于旧社会的愤慈与憎恶，对于民族病态的无情暴露，使他的笔锋有时透露着浓烈的忧郁气氛，甚至有时泛溢着淡淡的哀愁。庸俗的论客用白粉将他化妆成为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以至什么“内倾的个人主义者”。在他们评论起来，鲁迅至多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狂放文士，于是一代思想革命家被描绘成为灰色动物的挡箭牌。但是，鲁迅自己数百万字的遗言就是对于这种诬蔑和曲解最有力的反驳。不但他的晚年著作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积极捍卫光明的战斗者，而且他的早年著作也足以证明他是怀着光明渴望的前驱者。鲁迅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攻击旧社会的，是不惜以最无情的笔锋来暴露民族病态的。
可是，有谁能证明他对于中国的前途是抱着悲观绝望的态度?有谁能证明他认为国民性是不可改变的?
他不断目击着和咒诅着腐败、破烂、冷酷、凶残的旧中国在压迫和蹂罐进步力量，然而就在他痛心于黑暗势力猖狂横行的时候，他早已响亮地喊出来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他的永远向前看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坚定了他对于民族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确信，对于新社会必然到来的确信。他始终在用着充满自信的目光搜索前进，即使在他的泛溢着忧郁与哀愁的作品中，也不断表露着对于“新世纪的曙光”的向往。
(《且介亭杂文二编•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人民不应对压迫者怀着任何幻想，因为摧残民众，阻挠改革，正是一切压制者共同的本相。例如他在论及袁世凯时，曾经这样说:袁世凯正是一切杀人的压迫者的代表人物，革命民众流了自己的血，将那些欺弄人民的大骗子浮上治人者的宝座，到头不免要吃大苦头。因此，他削切指明，人民唯有用独立的战斗去反抗压制者:鲁迅始终不松懈反压迫制度的斗争。他的笔和舌总是不断对准黑暗的政治力量喷出攻击的火焰。他把一切“狼吞虎咽”吃尽民脂民膏的民贼称为“坐寇”(((谈金圣叹冲)，把那些讥笑毁谤民主革命战士的奴才称为“完美的苍蝇”(《华盖集、战士和苍蝇》)，把那些帮忙反动统治欺骗群众的文士称为“挂着小铃铎”的“山羊”《《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把那些用虚伪的“人权论”来粉饰黑暗政治的帮忙文人称为“救火的鹦鹉”(《伪自由书•王道诗话今把那种“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的虚伪参政制度称为“两面光滑”的“艺术”(《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心这一类的讽刺在反对黑暗政治与压迫制度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武器作用。
正因为鲁迅从来不轻视政治斗争，并且特别反对“超于政治”的偏见与空想(见《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与《论第三种人》等篇)，所以他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带有一贯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的。他在青年时代就特别歌颂“恶物悉颠”的“破坏”，(见《坟•摩罗诗力说》)，而激烈攻击那些维持现状“嫉视破坏”的庸夫俗子;但他所赞美的破坏，不是“寇盗式的破坏”，也不是“奴才式的破坏”。((<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一切是仇雄，一切都破坏”的绥惠略夫主义，他也同样不赞成。
(见《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他颂祷“将旧轨道•••••一扫而空”的“革新的破坏”(同上)，同时反对，“在瓦砾场修补老例”的改良主义，这就是他的彻底革命思想的要点。当大革命前夜北京反动政府在用屠刀维持黑暗的统治时，他预见了在压迫和黑暗继续增加中，“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份子，为将来新的变动的萌孽”(《两地书》)，他同时斥责了那些诬蔑革命的无耻谰言(如“讲革命是为的图利”，“过激派共产公妻”之类。见《华盖集•论辩的魂灵》)。在广州时，他讴歌革命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因为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