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艺术价值来看，如果说“征大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宋元以来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愿望，如鲁迅所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莽，盖亦人情”，那么，“平田虎、王庆”，除去使《水浒》的结构臃肿以外，思想艺术价值确实不高。
《水浒全传》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是一本描写封建历史时代伟大农民起义的小说。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在宋朝的历史记载里，虽然没有详细的事迹，却有大致的轮廓。宋徽宗的“本纪”和他的朝巨的“列传”里，有四处地方提到了宋江所领导的这支农民起义军。只不过在《宋史》记载里，这次起义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太久，但是，它的声势还是给封建统治者以很大震动的—“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因此，宋朝的一个叫侯蒙的官吏，曾经上书皇帝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乎东南之乱。”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历史学家虽然竭尽心力想冲淡这次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却终究也掩盖不住这次农民起义的声势。
所以宋史记载中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在民间传说、戏曲、小说中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英雄斗争，先是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后来在小说里简直是千军万马了。很显然，小说对于这次农民起义事件，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艺术夸张的。和同时代这次农民起义事件，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艺术夸张的。和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军相比较，宋江的起义军在规模上不可能超过方腊，这从历史记载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是不是象某些历史家所说的，小说的描写没有多少真实性呢?当然并非如此。对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和对历史的真实，并不能做同样的要求。
《元史》载:宋元之际.世道纷乱。学者许街外出口渴却不摘路旁之梨。人问之，答曰:“非己之梨，岂能乱摘?”有人讥其迂肩，许衡正色说:“桨虽无主.而我心有主。”
好一个“我心有主”!寥寥几个字，充分表现了许街的高尚情操。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就应该抱定做人的崇高准则，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都要时时做到心中有“主”。
“主”，即是人生准则。小而言之.可表现在一个人的道德和品质上;大而言之，可涉及一个人的人生观乃至民族气节。一个人只有具备崇高的人生准则，才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下屈服，也不会面对金钱、权势而忘志弃节，才能做一个高尚的人。古今成大器者，哪一个不是抱定自己的人生准则而矢志不渝的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引颈受戮而不肯降元，朱自清宁肯俄死也不食美国人的救济粮……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性命彼关之际或高官厚禄的利诱下便苟且偷生，像秦桧、洪承畴、汪特卫等人，只落得个道臭万年，遭人唾骂。真正高尚的人生准则.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该像伯夷采菠、颜回固穷、苏武牧羊一样至死不渝。
当今社会却有一些人.把追逐个人名利作为人生的目标和准则。在他们看来，那些贤人太迁腐，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自己已经失去了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他们也许确实得到所追求的名利，但却失去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凭借职权贪污受贿，还有一些人不惜挺而走险，谋取不义之财，不正是因为这些人丧失了正确的人生准则吗?
一位哲人说过:“在一个时代中，当大部分人如没有根基的泥沙一样顺流而下时，总有一批不甘平庸的人会逆流而上。看似他们一生风雨载途，甚至可能一生追求真理却只换得悲诊结局，但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时代的中流砍柱，历史将最终证明他们的价值。”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同志，正是“心中有主”的典型。作为一个党员、一位于部，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准则，不谋私利，不计个人得失，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辛劳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天地”。他以自己坚定不移的崇高追求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楷模。
一个人在世上应该像孔繁森一样，不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坚持崇高的人生准则毫不动摇。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人民与真理同在，才会有一个灿烂的生命，才会树立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