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谁也没有许诺，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女同学们全都穿土自己认为最新、最美、最艳的裙子。
天仍下着雨。 赵星仍穿着黑裙子。 教室已成为女同学们的夭下，花花绿绿的一片，像是百花争妍。 老师们都相互奇怪地问:“这个班的女同学怎么了?” 怎么了? 只有赵星明白这是怎么了!她笑了，开心地笑了，她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
〔简评〕赵星的黑裙子和其他百花争艳的裙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比的照应，暗示赵星的特殊心态。
玲—宿舍里的电话铃骤响。
“喂。您找谁?”我拿起话筒。
“哥，是我。”原来是弟弟给我来的电话，听到弟弟稚气未消的声音，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前年的7月，弟弟的中考和我的高考正好同时举行，但家里无疑对我抱有更大的期望。因为在学业上我明显占有优势。但是最终我还是让家人失望。我以几分之差落榜了。面对兄弟同时落榜的现实，作为在田地里刨食的父母当然没有更多的奢望，他们也没有更大的能力让两个孩子都去复读。
“哥，你别傻了。你知道我基础不好，复读也没有用。而你只差几分，再干一年，肯定能考上。”当我在父母面前提出让弟弟去补习的想法时，他一改平日灿烂的脸认真地对我说。
“我是哥哥，再说我读的书已经比你多了。”
“哥哥?哥哥又能怎样?你要是现在走上社会，生活能力不一定有我强。”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在我即将拿起用过的课本踏进补习班的同时，弟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了青岛。列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看到弟弟挥手的姿势仍未摆脱年少的笨拙，看到弟弟假装自信的脸上露出首次出门的仿徨，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在我参加高考的前夕，弟弟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他进了海尔集团一家空调售后服务公司，而且干得很好。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我想这也许正是他所钟爱的专业，也由此更加敬佩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弟弟用他的智慧和汗水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理想蓝图。
8月的一天，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我立刻给弟弟打了电话。在听到我被录取的消息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高兴劲和灿烂的笑声，让我感到一丝慰藉—我没有辜负亲人的期望。最后他问：“哥，开学要多少钱?我马上把工资寄回去。”我说家里现在不需要你的钱，你自己留着吧，不要太浪费就行。
“那怎么行?现在你在读书，我应当支持你。以后你有了工作再支持我一点，谁叫我们是兄弟，是不是?”电话这头，我声音凝固了。面对这样的弟弟，我还有什么话说?几天后，家里如期收到了弟弟寄回的一张3000元的汇款单。
进入大学后，我们兄弟有更多的时间保持联系。他兴奋地告诉我公司让他学电脑的消息，我也用自己的稿费为他寄去一些青年杂志。在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中。我不止一次地为深深的手足情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