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出生在30年代，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解放，老百姓过着艰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在爷爷一岁的时候，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生活更加艰难。爷爷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过完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爷爷20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克拉玛依大油田成立后，1959年，爷爷响应党的号召，随济南军区转业大军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当时的克拉玛依还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没有水，没有草，连鸟儿也不飞，可是爷爷他们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克拉玛依油田的建设。为克拉玛依油田奉献了35年的人生，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渐渐地有了好转，爷爷的家也从一间小平房搬进了宽敞的楼房。现在，爷爷每天过着悠闲的生活，衣食无忧。早上散散步，买点菜，过着幸福的生活。爷爷曾经感慨地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啊！”
萧红：一位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奇女子，一位被视为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在短暂的一生中，你历经磨难与坎坷，你以自己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着整个世俗，你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你用自己凄苦的一生演绎了旧中国女性最为悲惨的命运。
一九四○年一月，那正是你逝世的前年，那时你的健康还不成问题，历经苦难磨砺的身躯又一次选择了漂离，一个漂泊者，在遥远的异乡，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怀揣着寂寞的心境，用发凉的指尖蘸着曾经的爱与恨，一一记下了小城人的生命状态。
第一次与你相遇是在呼兰小城，走进你的故乡，呼兰河正飘着雪，严寒封锁了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呼兰的大地毫无方向地裂开了口子。天空是灰色的，寒风夹杂着砾石刺着我的喉头，我穿过街头，灵魂在东二道街漫无目的地行走。赶车的车夫，卖豆腐的小贩，背木箱子卖馒头的老头，你一一把他们从遥远的过去拉到我的跟前。在你的笔下，呼兰的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天亮了就起来工作，天黑了就睡觉。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的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办理着。生活在你的眼里就像一匹瘦骨伶仃的马架子，放上脸孔，穿上衣服，贴上用纸剪成的白毛，生活就成了一匹很漂亮的马了。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随着你的笔触，我来到了呼兰小胡同，那里的生活更是简单，没有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还有十字街的热闹景象，人们关起门来过着生活。卖凉粉的叫着时间，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从门前走过，卖豆腐的诱惑着单纯的呼兰河人。行走在在小街上，目光流浪无依，雪夜把视觉推向迷茫和虚无。
《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是一幅风土画，是一串串凄婉的歌谣。你对呼兰城充满了深深的眷恋，过去的记忆是寂寞的，更是凄苦的，你在书中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快八十了。祖父一过八十，祖父就死了。那一年你十八岁，亲爱的祖父永远地离你而去，你失去了唯一的留恋与牵挂，从此以后你选择了漂泊，正如书中所写：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多么凄苦的回忆，多么深深的眷顾，而今他们都已随风而去。
矛盾先生在序文中写道：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惜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快乐，为了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为出膛的枪弹，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这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着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中死去。
在书中，我寻到了几张萧红的相片。萧红一脸的平静，一双白中透黑的双眸冷冷地望着观望她的人，我寻找着她，她打量着我，枯黄的像素弥散着当年的童真与单纯。那是1931年的某个午后，萧红双目合拢，少女的深情使我的目光久久不愿移开，你静静地坐在那里，完全是个纯真的少女形象。萧红，我又一次在纸上与你相遇，那时你在西安，背后倚靠着带有大上海气息的铁栅栏，兀自地立在那里，我看到你在微笑，你一反往常，眼中闪着晶光。那一年很值得记忆，从你厚厚的大衣能够猜出，那一天一定很冷，背后枯萎的树桠伸向半空，萧军和你站在一起，你们一同拜谒鲁迅。这应该是你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饱经风霜的笑容里多了几许沧桑，这一次笑，呆滞的面容似乎反衬了你内心的孤独与尴尬。
很多年过去了，香港浅水湾多了一抔黄土，你在那里停止了漂泊，童年的树深扎在心灵上，越长越长。我最终离开了呼兰河，离开了你的故乡。房子空旷旷的，墙壁离我很远，似乎相隔两地，透过窗子，几只飞鸟掠影而过，树梢悬在半空，摇摆不止。
爷爷出生在兵荒马乱的30年代，由于时代和家庭的原因，爷爷从小到大就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十几岁时穷得衣服遮不住羞，至于吃的更是少得可怜：两个高梁摸摸加点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爷爷还是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有一天太祖爷将一根沉重的桑木扁担递给爷爷时，年青的他就此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有一年，太祖爷将家里仅有的一点油菜籽榨了油，让爷爷挑到南方卖掉买点米面。懂事的爷爷毫不犹豫地挑起近百斤的重担向几百里外的南京赶去。一路上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终于5天之后爷爷把油挑到了南京。一到城门外，爷爷就看到灰黑的炮楼和上面几个拿着枪、戴着“兔子耳朵帽”的日本鬼子。炮楼上黑洞洞的枪口使爷爷直打哆嗦。好在爷爷精明，他卖掉了油买到了米面，逃也似地离开了南京。以后又去了几回，终于有一天挑着油的爷爷被日本鬼子抓个正着，肩上的油被抢了去，倒霉的爷爷只好垂头丧气地空手回家，从此爷爷再也不敢挑油上南京了。不久以后，村子里来了一伙叫什么“新四军”的人，两手空空的爷爷毫不犹豫地跟着这些人去“闹了革命”，这一去就是10年。终于，在太祖爷期盼的目光中，爷爷带着满身的伤疤回来了。爷爷说他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还见到过毛主席呢!有时爷爷摸着伤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正吃着零食的我说：“娃娃。要不是当年我和日本鬼子、国民党死拼，哪有你今天?”
爷爷回来不久便有了父亲。虽然韦爷是个老革命，但家仍然破烂不堪。因此父亲从小也缺吃少穿。几岁时父亲便在爷爷的支持下上了学，虽然条件差，但他还是咬牙坚持。可是好景不长，小学还未念完的父亲便遇上了历史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好在祖母善于持家，父亲好歹逃过了这一劫，但他就此辍学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幼的父亲用稚嫩的双肩和爷爷一道支撑起这个破碎零落的家。他编竹器、织布，木工活、农活更是无所不精。虽然父亲能干，但一家人仍吃不饱肚子。好强的父亲常为此紧锁眉头、哀声叹气。后来随着政策的好转，父亲终于能用双手使我们家境好起来，衣食住行也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自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好似一天，我也不再象爷爷和父亲过去那样为吃穿发愁。哥哥、姐姐和我都先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后来哥哥和姐姐又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记得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爷爷和父亲都激动得泪水在眼里直打转。爷爷用枯瘦的手摸着我的头说：“娃娃，不错，不错!”站在一旁的父亲便咽着接着说：“还是娃娃遇上了好时代哇!”望着满身伤痕的爷爷和饱经风霜的父亲，我心中苦涩涩的；但我更有一丝喜悦和满足，因为我遇上了一个新时代!
几多苦辣，几多酸甜。经历了共和国50年风雨历程的爷爷和父亲终于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祖孙三代人终于能在新世纪的春风中幸福生活。大步前进!
30年代初期是京剧(当时称为国剧)的昌盛时代。不少京剧表演艺术家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在舞台上献演从而影响一些业余的人也沉醉于京剧之中。当时，我们正在师大附中就学，也曾聚集了一部分男女同学在学生会文化部下组织了一个国剧社。此社首倡者，或者说是中心人物有六人。这六个人曾在名义上结拜为异姓兄弟。依年龄顺序，大哥杨莲生(联升)精于言派老生，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后任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终身教授。三哥曾世骏在京剧研究方面是多面手，拉得一把好胡琴，内行专家都非常佩服，他还精于锣鼓经，每周六下午国剧社活动(响排)，总是由曾世骏司鼓，大家敲起锣钱，非常热闹。五弟彭国庆攻余派老生，留学瑞士，是地质工程师，为瑞士采矿名手。不幸以上三人已先后弃我们而去。其余二、四、六三人就是至今尚健在的本文作者张宪昌、周万明(均)和赵荣深。回忆起1932年在我们六个人热心提倡下，成立师大附中国剧社时，校领导、学生会以及有些老师都十分支持。各年级的同学有爱好京剧的也纷纷来参加。如周万明的弟弟现在清华大学离休的老教授周听唱得一腔好铜锤，还有女生杨锦文程派青衣也非常出色。另外夏世霖、章殉生等等都非常踊跃参加，每次响排除有些段戏外，总有两三出整戏如(坐宫》、(汾河湾》、《南天门》、《二进宫》等等“对儿戏”。应当特别提的就是刘曾复学兄常来国剧社指教。刘曾复现可谓海内余派名家，内外行无不敬重。
说起成立一个小剧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以锣鼓家伙来说，最初是用张宪昌家里原有的一份破旧的对付用。成立了正式国剧社后，那份家伙就拿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六个人集资购买了全套京剧音响设备。乐器方面也自琉璃厂徐兰玩开办的竹兰轩买了胡琴、二胡。这样一来，每当星期六下午，一大堆响器如单皮、饶拨、小锣、大锣、檀板以及堂鼓等等加上胡琴、二胡、月琴等都带到学校里来，使得各班教室不得安宁。学校为了照顾全面，正式将京剧活动地点迁移到远离各教室的地点，即大操场西北端的手工教室。使国剧社正式有了自己的天地。
为了使国剧社正规化，使大家真正学到京剧的奥妙和规格，经郝瑞明同学的哥哥郝瑞莲介绍当时已故名须生罗小保的堂弟来担任我们的教师。这位罗先生非常认真负责，每次来三四小时，主要指导我们排练“场子”和纠正我们唱念中不恰当的地方，使我们很快地达到了彩唱的程度。他也说整出戏。他非常喜欢当时还上初一年级的周听，在给我们说一出不带“盘关”的(黄金台)时，他一句句地教年仅12岁的周听戏中的伊立唱和念白，还找来适合周听年纪的戏靴，叫他穿上练场子。同时对杨莲生、周万明、彭国庆说田单的唱和白。这出戏我们响排了几次。另外像《法门寺》、《二进宫》、(武家坡》、《坐宫》等戏，罗先生也一一给予排练，使大家对京剧更增加了兴趣。至于给罗先生的酬谢，那时用法币是12元一月，由大家公摊，双方都很满意。
值得回忆的是我们第一次登台彩唱。那是师范大学校庆。我们代表附中学生会参加演出。我们国剧社在罗先生指导下排练了《武家坡》一出。戏中王宝钥由张宪昌担任，薛平贵前边武家坡会面一场由周万明扮演，后边“跑坡”到“窑会”由杨莲生扮演。薛平贵由二人扮演也算是一个创举。琴师前场由曾世骏操胡琴，赵荣深拉二胡，后场由赵荣深操胡琴，曾世骏拉二胡，我们配合的可以说天衣无缝。鼓师是由罗先生请来他的侄子指挥文武场面。此人当时是前门外第一楼畅怀春票社的鼓手，为著名票友邢君明等打鼓。邢君明学马派，他常在第一楼清音桌旁唱马派名剧如“十道本”、“三字经”等，眼下不但外行无人演此类戏，就是内行也无人敢贴这些戏报。
另外前边提到的郝瑞莲先生对我们也帮助不少，在我们排武家坡时，他也来指导，像简单的“拉云手”他都仔细地告诉我们手要拉到多高的部位。我们在师大演出时，他也来后台指挥帮忙。我们穿的服装行头是租来的，因为薛平贵是两个人扮演，所以租的是两身;但没有想到薛平贵的髯口就只带来一个。前后两场很紧，必须由前场薛平贵下台后立即交给后场的，这是多么紧张的事，而郝先生自愿担负起此交接人，使剧目得以正常进行。
初出犊儿不怕虎，我们第一次上台没有感到多么紧张。杨莲生还当场抓了个“眼”。情况是这样的，当薛平贵追王宝训到窑内后，王宝训叫薛平贵“退后一步”、a再退后一步”、“还要退后一步”时，因师大体育馆没有舞台，临时搭的台非常狭小，退上三步是不可能的，所以扮演薛平贵的杨莲生当场改了词说:“我再退就掉到台下去了。”他临时抓的这个调侃惹得哄堂大笑，这些小插曲如今想起来，作为80岁的老人也很有回味。又如在演出前曾由学生会出了一张“海报”，中间是杨、张的姓名，右方用一个直线区别写出周的名字，这张十分艺术的广告引起很多同学的注意，有很多很多同学和老师到场去观看了我们的演出。
当时师大附中的教职员中爱好京剧的人也很多。他们也曾、有过演唱京剧的组织。像杨君博老师是学老生的，张秀敏老师是唱青衣的，还有些老师如胖胖的王老师等已记不起名字来了。他们的水平都很高，我们也曾与他们一起唱过。有一次在体育老师曾仲鲁先生家的票房内，我们演出了一段三娘教子，老师们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这天晚上我们初次见到吴素秋，那时她只有八九岁，还未到程砚秋先生开办的戏剧学校去上学。她唱了一段女起解，大家十分欣赏。想起来还有一次春节，在张鸿来老师家清音桌上，去的人大半也都是师大附中的师生。
以上所写这些只是师大附中当时的一个微小的侧面活动。就以京剧活动论也远远不够。也就是在我们的国剧社外面，京剧的爱好者大有人在，而且都是高手，前面我们提到的刘曾复已早为人所知，另如现居美国的萧仪静也是名家。记得有一年以师大附中同学名义在北京西单哈尔飞大剧院就演出了一场。萧明大轴唱的是《得意缘》带下山，张宪昌中轴唱的是《宇宙锋》，所有上场的人都由附中同学担任，没有一个内行配戏。由此说明当时学生的文艺活动京剧是有市场的。
我国的京剧属世界三大剧种之一，是世界各国非常喜欢的一种崇高艺术，不容它枯萎没落。任何学术的爱好都是自幼培育起来的，几十年来学校中对京剧不重视，以至学生对京剧毫无所知，再过数十年可怜的京剧就会寿终正寝了，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中央一再号召发扬京剧，有些学校也开始倡导组织学京剧的团体，这是非常好的决定和时机。我们写这篇报道就是希望我们的母校也不甘落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起新的国剧社，以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是30年代的附中学生，60年过去了，回忆起当时在校的情景，犹如昨日，有很多事情是终生难忘的。我把自己记得清楚的事记下来，以兹纪念。
当时的附中是“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每个年级分甲、乙、丙三个班，甲、乙为男生班，丙为女生班。附中校长由师范大学校长兼任，当时校长是李蒸。每年师大的应届毕业生都要到师大附中做教学实习。各班级的教师在场听课。附中有优良的学风，教育教学质量很高，闻名全国。附中的学生，绝大部分品学兼优，升学率高，考人清华、北大、燕京的很多，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
亲密的师生关系
附中的老师对待学生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师们在课堂上，耐心细致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对老师都抱有尊敬的心情，课堂上秩序井然。上课钟声一响，学生静坐教室，老师走进教室，全室肃然。我记得教动物的李约老师，他讲课从不照本宣读，而是把动物的习性、状态、和人类的关系，用讲故事的方法，极有趣地讲出来，至今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教国画的王君异老师，不爱多讲话，但他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的美丽的图画，令同学们佩服。英语老师高冲天，他用直接教学法教授英语(当时还有一种教学法叫综合法)。高先生上第一堂英语课就全用英语讲课，这种方法很好，我的英语是那时打下的基础。高老师和同学们亲密无间，他住在中南海内，他邀请同学们到他家去玩、我们一起做冰淇淋、烙饼、炒菜，大家玩得高兴极了。我记得1936年毕业时，他给我们上最后一课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大家异口同声说:" We want ice-cream ! "(我们要冰淇淋)
自觉遵守制度
附中的师生都自觉地遵守制度，这是附中一种良好的风气。大家都自觉爱护公物，我记得那时每学期开始，每人要交一元“损失赔偿费”，如果你什么也没有损坏，到期末将钱还给你。如有损坏，就从这里扣。
不管课前或课间，只要钟声一响，同学们都从校园各个角落走向教室，静等老师来上课。敲钟的是一个姓高的老头，他风雨无阻，准时从一棵大树上解开绳子，敲打吊在树上的铁钟，这清彻的钟声，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中。
德智体全面发展
附中不仅对德育、智育非常重视，对同学的身体也非常重视，每天上午两节课后都有课间操，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由体育老师带领做操。体育课更是认真，每个学生都要替过跑百米、跳远、低栏、单双杠的测验，学校设有篮、足、排、网等球类场地，每年学校都要开运动会。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学校设有劳动课，由孙一清老师教课，主要有木工、金工，用铜片敲打成小勺小碗，用石膏浇铸小物件，同学们都喜欢这门课。
团结友爱的同学关系
同学之间关系很亲密，讲团结，讲友爱，不吵嘴不打闹。我有几个比较谈得来的知心同学，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当时的形势，后来我们都参加了“民先”组织。几十年来我们还经常来往。当时有位同学叫吴祖寿，他很爱化学，他自己有个小小的试验室，我常去看他做试验，后来我上大学进了化工系，与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学习认真刻苦
同学们学习都很认真、很自觉，大家都渴望毕业后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所以大家都刻苦学习，极少人把时间白白浪费掉。我记得学校每天留的作业并不多，但是每天放学回家，首先把功课复习一遍。第一学期我的算术不及格，为了开学后补考，我复习了一寒假，甚至春节都没有好好过。
图书馆是大家争去的汲取知识的好地方，侮逢课余，大家都到图书馆里去阅读，或借书回家。图书馆内经常是座无虚席，大家都安静阅读，反映大家求知欲很强。母校的图书馆藏书很多，管理得很好，借阅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