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潜意识里，理科生比较“唯物主义”，而文科生则更多一些“唯心主义”。
记得有一次理科班的一位男生和我们开玩笑，大大咧咧地说:“哇!你们班脂粉味好浓!”我们也一本正经地回敬道:“啊!你们班臭汗味好重!”的确，我们班女生较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脂粉味浓得天经地义。而理科班何来汗臭味呢?原因很简单—男生多。足球、篮球、乒乓球不玩得汗臭熏天才出了鬼!所以，理科生比较直截了当，而文科生则更加“徘恻缠绵”、“诗情画意”。
文科生最大的本事是“神聊”。只要是文科生、理科生汇聚的地方，一般来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是文科生。你去理科班门口转一圈，大多数人都是埋头执笔，冥思苦想;而文科班则不一样，多数是三五个围成一圈，讨论讨论南斯拉夫和北约，琢磨琢磨李清照和辛弃疾，比较比较三毛和席慕容，再干脆一点的是互相开测，直到战败一方的脸变成调色盘，青红皂白难解难分……所以文科生在一起十分热闹，而理科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莫过于:“踢球去!”
对于文科、理科，各自的发展不同，所以走的路也各不一样，但是都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高考!说到这里，我也无话可说，还有那么多的公式、单词、历史事件、哲学理论要背，什么文科、理科，见鬼去吧!
科大，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神奇的名字，一个中华学子深深向往的名字。她在我的心中已响了18年，她也和我的家相约了18年。
1980年的中国，春风乍暖，科学的春天微风扑面。10岁的我每天看着上高二的大哥哥闻鸡起舞，挑灯夜战。他有一个梦，一个美丽的科大梦。然而科大温暖的手并没有与年轻的他相握。意外的失利，刻骨的伤痛，一下子把大哥击倒了。从那时候，大哥痛苦的眼神在我幼小的心中定格，哦，恼人又迷人的科大。
1982年，二哥要高考了。大哥从安大赶回亲自坐镇。我们家的好儿男又向科大冲刺了。流汗的七月，流火的七月，二哥考上了科大啦!16岁的二哥笑了，20岁的大哥笑了。在那光荣的时刻。农家的草房前留下了一张意义深远的全家福。全家人的脸上漾着笑意，那时12岁的我还象个索马里儿童，然而我在心里说：下一个该是我了!
从此科大与我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个假期，二歌胸前那梅花般的校徽撩动着我的心，伴随我长大。
1987年，大哥终于又笑了，他和二哥一起领到了科大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然而大哥以前的厄运又于1989年降临到我的头上，高考的失利扯碎了我的心。在苍凉的田野，我象一只受伤的鹰在河沟边，仰望着遥远的蓝天，遥远的科大，我梦中的家。我失魂落魄地坐着火车赶向江城武汉的一所工学院，徐州—郑州—武汉，长长的铁路线，绕过了合肥，绕过了科大，绕过了我的圆心，我的心。
岁月如水，1996年的时候，我终于又一次向科大挑战了。当大哥在电话中把分数告诉我时，我无声地放下话筒，泪水沾湿了面颊，十指紧紧地抠进头发，发出一声愉快的呐喊，哦，科大，我来啦。
癌痛折磨中的父亲兴奋不已，他对来看他的亲友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家老大要到日本读博士后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家老小也考上科大研究生了!我们家要在合肥哄!”父亲就在我接到通知书不久去世了，他的最后一个梦没有实现：在科大的草坪上带个孙子散步、玩耍。父亲去世后，母亲明显地衰老了，然而每当说起我们兄弟三个，她的眼中总是放出别样的光彩。毕竟中国有几个母亲能象她一样呢?她不识字，只知道科大是培养国家有用人才的地方，她有权利自豪。一次母亲病了，我带她去安医就诊，一位老中医给她把脉，聊起了天。妈妈突然冒出一句：“我三个儿子都在科大，老大去日本读博士后了，老二去美国读博士了，老三在读研究生。”听着她浓重的乡音，大家开心地笑了。母亲疲倦的脸上也浮出一丝笑意。
哦，我的科大，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