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考人芜湖师专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幸运儿。我曾经失望过，我曾经缈茫过。但是，每当我想起家乡那贫穷朴素的农民，想起那群天真可爱的小孩子，想起那架老车，那头瘦瘦的老黄牛……我不禁黯然泪下。“既来之，则安之”。只要能学到文化、学到知识，“成功”与“失败”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我一直怀有美好的愿望：努力拼搏、刻苦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时刻准备着投入家乡的文化建设中去，为扭转那穷苦落后的旧貌献一份微薄之力。
秋风凉了，秋雨下了。家乡的秋收秋种又开始了吧，那架破旧的老车又在“吱吱”地哀吟了吧?那头瘦瘦的老黄牛，依然在田园耕耘?每每在梦中，我的心总是那么不平静。家乡那默默无闻、勤劳能干的老黄牛啊，你从不吭一声，也无一句怨言。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当你的双眼含满泪花儿的时候，你是在悲叹自己的命运，还是在倾诉家乡文化的落后?
更令我伤痛的是，每当我回到家时，那一双双的眼睛，一只只的小手在无声地注视着我、在无形地牵动着我。每一个眼神中都充满着痛苦与无奈、懂憬与渴求。每当这时候，我的嘴角总在抽动，我的心儿总在颤抖。家乡那可爱的孩子们啊，什么时候，你们也能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等待吧，等待吧，3年后，我会用自己的双手为你们敲开知by的窗口，让你们失去的欢乐重新拥有!
师专，我无怨无悔!我是一个幸运儿—3年后，我就是一名人民教师。师专。您是我停泊的一个港湾,3年后，我就要抛锚起肮，扬起自己的风帆，驶进家乡建设的港湾!
27年前我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人了“中华探险大学”。童年时代我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探险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多么希望自己成为21世纪的哥伦布，去揭开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谜呀!
通过探险大学7年的刻苦学习，我学到了很多探险知识，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探险家。从此，我不是在天寒地冻、冰雪覆盖的南极迎着风雪，艰难地跋涉，就是在神奇的魔鬼三角区经受各种危险的考验，在我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我揭开了一个又一个谜底，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这一天，我正在喜马拉雅山上，突然通讯器发出“嘟、嘟……”的声音。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科学院飞碟研究所发来的电报，上面打着一行字:“发现飞碟向东方飞去，命令你马上出发，’探索情况。”看完电报，我立即整理好物品，坐上太阳能高速飞行器，向飞碟飞行的方向追去。几小时后，我看见了飞碟的轮廓，越来越近。可是在这时，我乘坐的飞行器突然左右摇晃，一会儿又快速下降，我赶快进行调整，可是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这时突然又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从座位上拉起，从窗口吸了出去。我在太空中轻飘飘地翻了几个跟头，掉进了一个大舱内。舱里非常宽阔，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和电脑一般大小的机器，我本能地掏出了激光手枪。突然那个机器里传出流利的汉语:“哈!哈!我就是你要找的飞碟，放下你的武器吧!那是我们几千年前使用的武器。”我听后大吃一惊:“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威力无穷的枪支，他们怎么几千年前就会有呢?”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那机器人又说话了，“我是S星球上的，这次来是希望和你们地球上的人交个朋友。你们的科学技术和我们相比还不发达，所以今天我送给你一件东西，作为我们今天见面的礼物，这里收集着我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希望你们地球上的人类能和我们共同进步。”说着，一个像药丸大小的圆球“唆”地飞到我手里。还没等我说声“谢谢”，那机器又说话了，“好，准备好，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再见!”然后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被推了出来，待我睁开双眼一看，我又坐到了飞行器上。我赶快撰紧了飞碟送给我的圆球，驾驶着飞行器回到了地球上。
这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为自己这趟神奇的旅行感到自豪和激动。我多么盼着今后再有机会和外星人相遇，去不断探索，揭开自然界一个又一个的科学之谜，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啊!
1924年我由师大附小考人师大附中初一，三年后又考人高中理科班，只读了一年，又考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在附中读了四年，这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四年。母校的校风严肃活泼、校园整洁美丽。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日薰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知书达理、勤奋好学的风气。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都领先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钱学森和汪德昭、昆仲三人以及马大献等众多的科学家;我国第一代交响乐指挥李德伦等仅是几个突出的例子。在教师中则有徐名鸿、石评梅等思想进步的老师。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看，使我受益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我的恩师们。四年里教过我的老师不下20位。现仅对三位印象最深，同斑同学们至今聚会时津津乐道的恩师写一些片断回忆。
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赵海天先生。赵先生毕业于师范大学，个儿不高，胖胖的，一口北京话，上课总是一张笑脸。但讲起课来则非常认真，对学生的预习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记得那时英语课每周五小时，每堂课下课前，赵先生总是要求学生要预习下一课，将生字在家中先查字典，在单词本上注上音标，选出恰当的词义(“讲儿”)。第二天一上课。赵先生就先点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写出生字并注上音标与词义。如果前一天在家没有完成预习，在黑板上写不出音标和词义，就当场出洋相。这样的要求日复一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养成了查字典预习的习惯，这也为我们学生的外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和高一有两年的数学老师全是程延熙先生。他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大鼻子”，程老师体高而瘦，端肩且有些向右下倾，喜欢夹着点名册来上课。一口皖南口音，但讲课时口齿却非常清楚，一句一句地，有条不紊，极少重复，逻辑性又强。听了他的课觉得数学并不难学，复习起来也不太费力。程先生的板书好，尤其是画的几何图非常规矩。他画图时，先定好圆心，一笔下来，一定是一个闭合的圆，几乎与用木制的大圆规教具画的一样。
同学们对程先生的教学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他。但有时也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记得在高一时，王怀宗同学在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一个头部侧影，特别突出勾画出他那个大鼻子。我们全担心程先生来时，看了一定要大发雷霆。谁知，程先生走进教室，到讲台前，端详了黑板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说:“嘴吠小，鼻子吹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这反映了当年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学生们既尊重老师，又感到老师很亲切可爱。可惜，我在解放后有一次去看望程先生时，忘记向他谈起这段往事至今引为憾事。
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年代师大附中老师中最为学生称道的教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文章，念诗词，到了精彩段落或句子，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起来，说“妙哉，妙哉”、“妙不可言”一类的话。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或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董先生上课讲着讲着又走了题。我班高材生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罗!”谁知董先生耳朵很灵，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董先生讲课又走了题。这回大约是条件反射在起作用罢，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哄堂大笑，弄得林津红了脸，很不好意思。以后董先生不止一次地开林津的玩笑。就是在这样和谐的气氛中耳濡目染，使我们非常爱上董先生的语文课。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回忆起我们融洽的师生关系。
董先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似乎对佛经有兴趣，甚至有些信佛的迹象。七七事变，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震动使名士派的董老师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我的爱人陆士嘉(也是师大附中校友，董先生的学生，当时在校学名叫陆秀珍)由欧洲回到北京，打听旧日老师的行踪时，才听说，董先生在沧陷的北平，由玩世不恭的乐天派转变到参加革命，做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战后期，他又转移到解放区，参加了人民政权工作。解放后进城，担任华北革命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并改名为于力。知道内情的友人告诉我们，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钱教授就是董鲁安老师的写照。这令我和士嘉更增加了对董先生的爱戴。董先生不但是我们二人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恩师，他更是我们二人在解放后人生观和世界观转变的启蒙人。
以上短短的几段回忆只是我在母校四年受教过程中的片鳞只爪。每回想起当年在校时的种种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才发生在昨天。这四年的幸福时光对我后来在大学的学习以及在半个多世纪来的工作影响十分深远，以至到今天仍使我念念不忘母校和多位老师对我的亲切教导。
值此母校95周年校庆之际，写几段回忆，以表我对恩师们感念之情。祝愿母校将这种良好的教育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21世纪新中国的预备军。
1946年，我从师大二附小毕业，考人师大附中，这是当时北平最好的学校之一。佩带附中校徽走在街上，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好学生。
那时，日本投降一年了，但国民党贪污腐败，美国兵以“太上皇”自居，横行猫道。每天上学，家里都要叮嘱“骑车小心。”我家住宣武门内光彩胡同，我每天出宜武门沿护城河穿小市到学校。沿途到处是贫民、乞丐。
附中有名，主要在于校风好、学习好。学生们进人校园，都严肃认真，规矩礼貌，自觉遵守纪律。教我数学的老师有沈绍武先生、申介人先生、钟善墓先生，阵容强大。同学们常把上数学当成一种享受，特别是上钟先生的课，最佩服先生画图，不用工具，线是线，圆是圆，方是方，经常不用全堂时间讲课，留下一些时间，我们就可完成作业。下了课，再找课外题做，在土地上画图翻憋”辅助线，看谁先找出解题的辅助线，以此消遣。教英语的老师是赵乐溪先生、徐弼光先生。他们对学生十分严格。赵先生说，附中学生毕了业，应能到清华大学听英语讲课，用英文课本。我上大学后读了俄语，25年没用英语，1977年职称考试成绩良好，被选派往美国进修，这正是中学英语老师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我衷心感谢各位老师。教我语文的是高福曾先生、高向夫先生，他们在古典文学、古汉语、现代文学和作文方面对我们教育是我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文献情报研究等工作的主要根基。我当时的作文经常得乙、乙上，若是有幸能得到老师在堂上念一下的殊荣，就像过年一样兴奋。严格要求和促人进取的精神，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如果当时我轻易得到好分数，我会怎样?不，我们当时都有不甘人后的决心，认为“附中学生就该是这样的”。李约先生教我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我们称他“老细胞”。他很注意直观教学，附中有很好的标本室、实验室，我的生物启蒙知识得自于李先生课上。地理课张慕之先生给我中外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知识。我后来在国内外工作和旅行，时时感到老师给我的这些知识之重要。我喜欢美术，曾是附中“美术研究会”的负贵人，这是邓海帆老师组织的课外小组。许多同学在这里得到锻炼，有的成了名画家，如王淇。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我初中毕业没保送高中原因之一是五线谱不及格。但我后来却成了业余乐队的队员。在音乐课上得到的是音乐知识和艺术欣赏能力，上课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唱片，七嘴八舌地议论曲中的意境，如英雄进行曲、滑铁卢之战等。初中还有劳作课，我们怀着极大兴趣做木工、石工、纸浆工，增长了工艺制作的本事。体育课，大家都爱上。张汝汉老师教我们垒球，我后来成了垒球校队的游击，初中队打败过高中队。冯炳麟老师教足球、排球、体操、田径。我的体育知识主要从他那里学到。我校排球队“冈底斯”队，是全市冠军。总之，少年时期，在这样好的环境中，接受了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良好教育。
1965年夏天，我以第一志愿考人了北京师大附中，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记得开学的前一天，舅舅在我面前摆好了三样东西:一支老式的博士牌钢笔、一个破旧的黄书包、两个封面上面印有师大附中字样的练习本。他说:“毛毛，明天你就该开学了，这是我送给你的三件礼物。”
“礼物?”我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对!这就是给你升人师大附中的礼物。你知道吗?虽然这支钢笔看起来有点儿旧，但是，当年你外公在师大附中上学时用的就是这支钢笔;后来，我考人附中的时候，他把这支笔送给了我……”
“所以，您现在又把它转赠给了我。那……这个旧书包和那两个练习本呢?”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在师大附中的校办商店里买的，有历史纪念意义，你留着吧。在那个校办商店里买的学习用品都带有师大附中的标记，那是附中人的骄傲呢。”
“附中人，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翻附中人就是指师大附中的全体教师和学生，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年级高低，统统称为附中人。”
“附中人，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你现在理解的还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要真正做一个附中人，你还得按照学校的校训“诚、爱、勤、勇”那四个字去做才行呢。”
“噢，原来我还以为一进那个大门，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附中人呢。”
“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说你进了那个大门，你就马上成为附中人了。你还必须按照学校的校训改造自己……”
“那……当年您进人附中的时候，我外公也是这么跟您说的吗?”
“那是肯定的，附中的精神代代相传嘛。”
考人附中的学生学习基础都是不错的，同时，附中的老师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注重课堂教学的效果，往往在课堂上就能使同学们掌握了知识，课下也不给同学过重的作业负担。因此，同学们个个精力旺盛，求知欲强，都积极参加一个社团来丰富自己的生活，施展自己的才华。当时学校里社团很多，有合唱团、话剧团、舞蹈队、民乐队、航模小组、无线电小组，还有各学科的研究小组，真是百花齐放!这些社团中的文艺团体，每年的新年前后都要向全校汇报演出，研究小组则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用专栏或展览等形式向学校师生汇报。航模小组把他们制造的各式飞机模型拿到操场放飞，一时间操场上空银燕飞舞盘旋，好不热闹。洪德威脱颖而出，航模水平技高一筹，他的弹射式、牵引式，单翼、双翼各式飞机，制造精美，飞行效果好，而且自制小发动机做成的机动航模，还进行了专场飞行表演。
1957年，我参加了话剧团。当时剧团团长孙安堂，导演架景权、李正民都是学生，剧团由大家讨论制定了严密的排练计划，然后排了几个话剧，到新年前夕专门演了一个话剧专场。记得当时汇报演出的有架景权、罗小石主演的《玛申卡》，姜惟廉、任大惠、孙安堂、李正民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马宜行、架景权、周俊辛主演的《小铁柱》，我和谭天谦、杜立平、武素礼等人在反映儿童团斗争的《小铁柱》中都演的小角色。附中的话剧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孙安堂高中未毕业就进入了人民艺术剧院;栗景权毕业后到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谭天谦初中毕业就考人了电影学校，成了电影演员;任大惠现在电视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名演员向梅是我人校前两年毕业的老校友，也曾是校话剧队的中坚与骨干。
1959年，我还参加了地理小组。在秘际韩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在地理园里一把大、一把水泥亲手制成了一个约九平方米大的地形结构模型，里面有高山、有丘陵、有高原、有平原、有盆地、有河流，还有海湾。这个模型保留了多年，“文化大革命”时也未遭到破坏，直到70年代末我回母校时还曾见到过这个模型。站在它的旁边，我心绪万千，静静地看了很久很久。
争取考人学军中学，这是我读小学时梦寐以求的理想。谁不知道呢，学军中学不仅是一所有名的重点学校，而且听说它的环境也是非常幽静的。
去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在我再三催促下，妈妈带着我来到了学军中学.我们沿着林阴小路，借着夕阳的余辉，好奇地观赏着，兴奋而带点胆怯地谈论着，缓缓地向校园深处走去。
忽然，透过淡淡的暮霭，我远远看见一个人漫步走来。他身穿蓝色衬衫，下着灰色布裤，脚上套着一双褐色的塑料凉鞋，显得十分朴素。妈妈轻轻地对我说:“嗽，这就是学军中学的卢校长。”“噢—啊?"我不觉一愣，这样一位堂堂重点中学的校长，穿着竟如此朴素……一股钦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就是卢校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是简朴的。
去年9月1日，我终于如愿以偿，跨进了学军中学的大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从此，在操场上，在走廊里，在花坛旁，我时时可以瞥见卢校长忙碌的身影。
有一天，正是上课时间，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我却失手将放在桌上的墨水瓶打翻了。浓浓的墨水溅得我满腿都是，手上也沽满了，真够倒霉的!幸好老师发现了这一情况，让我出去洗干净。我如遇“大赦”，飞快地冲出教室，“快马加鞭”地跑到水龙头前，龙头一扭，便痛痛快快地冲洗起来。正洗得来劲，只听身后传来一阵亲切而和蔼的声音:“小同学，小心裤子沾湿哪!”我忙扭回头去，啊，这不是卢校长吗?他正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我见了，赶忙把贴在水泥板上的身子向后娜了一下.卢校长见了，微笑着说:“暖，这就对了!”这是卢校长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他是和蔼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一个学期快过完了。记得那是上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傍晚，天灰蒙蒙的，我和同学陈建浩匆匆奔出教室，穿过林阴小道，往回走去。刚到校门口，便被卢校长喊住了。他问我们为什么这么迟才回去，我们俩争着说道:“我们在做值日生，后来又收本子。”听罢我们的叙述，卢校长才点点头，关切地说:“快走吧，放学不要搞得这么迟!”这一次，卢校长又在我的心上镌刻了第三个印象—他是尽职的。
卢校长啊卢校长，听人说您是一位好校长，究竟好在哪里?我，一个刚进校门的初一学生，实在也说不清楚。然而，到今天为止，您给我的这三个印象却是深刻的，它们必将成为我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
我于1957年考人师大附中初一。初中毕业后，我考进了美院附中，在附中仅学习三年，但对我的一生有深刻的影响。至今，某些经历还清晰的印在脑海里。
一、进校第一天:1957年的夏天，我轻松地度过，因为我小学毕业考取了自己的第一志愿学校—北京师大附中。
9月1日我成了中学生。虽然爸爸并未实践他的诺言(如果考上附中，就把他的自行车给我)，但却给我买了月票。我高兴地怀着崇敬的心情迈进了师大附中的大门。走过了宽大的操场，进了二门，看见了一排排的平房组成的教室区。我感到新奇、兴奋。但给我更新奇的印象是: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甚至连砖砌的路面也盖满了。我一点也不能理解，只听说这是“反右”。好在不几天，这些就都打扫干净了，好像下过一场雪又化掉一样，捎失得无影无踪。
二、我们的教室:那被一条长长的灰色高墙与大操场隔开的平房区;便是我们上课的教室。是我心中最神圣、最美好、最留恋、最动感情的地方。我在这里上过几千节课、上千个晚自习;我在这里曾全身心地投人每年的新年晚会的准备;我在这里读了物理、化学、生物;我在这里参加美术小组，接受最初级的美术启蒙教育，画了第一幅石膏素描，第一幅水彩写生。我的指导老师邓海帆先生曾在他的办公室里打开他珍藏的画册让我看，就像给久居斗室中的我打开一个天窗似的，使我第一次窥见了世界上那么精彩、灿烂的艺术之宝。我几乎是陶醉了。
三、我们的洋同学:我们年级共四个班，三个班全是男生，第四班是女生。男女生不相往来，只有课间在院里活动时望上一眼。在我的心目中，女生班好像在天边，可望不可及，如梦幻一般伴随我初中三年。
而我们年级还有外国学生，而且有四名。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两个泰国人。那个年代，大街上也极少见外国人，中学里有洋人更是稀罕。
美国人是个壮实小伙子，个子挺高。有一天他在操场上发射了一枚小“火箭”。“火箭”升得高，掉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但却惊动了派出所、公安局!英国人是个瘦男孩，他的鼻子像刀背一样，又高又窄。我很好奇，心想这样的鼻子到底怎么长的?有一天，全年级坐在一起开大会，我从他座位旁走过，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奥子，硬硬的。我这种做法实在没礼貌，可他并未发火，想来他对我的行为也同样感到十分好奇吧，两个泰国人是兄妹俩，哥哥叫常怀，和我同班。人很好，很用功，背书背得很流利，我给他画过一张素描像，送给他，他很高兴。妹妹叫常媛，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我们从未说过话。
四、教室外的收获:有一次生理卫生课，老师带我们去积水潭医院上解剖课。一个大房间里有四个台子，台上盖着油布。大家围着其中一个，大夫掀开油布，是一个长的池子，里面是一个真人的尸体，从胸到腹全部割开，大夫用夹子夹开皮肤，挑起一根根的东西给我们讲:这是什么血管，那是什么神经。我和另一位同学不爱听这些，便偷偷溜进一个房间，那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一样的东西，从地面到夭花板，每个架子都挡着白布帘。我俩掀开了一个帘，看见一排排的大玻璃瓶子，里面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头，不少是从中间剖开的。又掀开第二个架子上的帘，发现里面全是小孩子在瓶子中，小到黄豆大小，大到和真小孩一样，大概是各种月龄的胎儿。打开第三个帘子，瓶子里装的全是人的肺，也是剖开的。标签上注明不吸烟和吸了1,2,3年直到30, 40, 50年烟的肺。不吸烟的肺是粉红色的，吸烟的肺是深浅不同的褐色，而吸了几十年烟的肺就是黑色的，和我家烟筒里的煤烟子颜色一样。我看到这里，真是吓了一跳。这次经历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以至多少年后，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那些肺，每当我看见人们吞云吐雾，便不由得想起那和黑烟筒的一样的肺。为此，我终生不会成为“烟民”。
五、我的第二世界:我的中学时代，物质生活是清苦的、单调的。这是我的现实世界。但我还有一个第二世界。一个随心畅游的、充满美妙、充满惊奇和刺激的世界。这就是母校的图书馆。三年里，我在这儿读了大最中外图书。最吸引我的是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还有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些书，如果我看完上册而不能马上借到下册，我就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成了书中的人物，书中的故事也成了我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参加了工作以后的这些年中，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去办事、游历、爬山、涉水、钻山洞、进森林、上天空、职大海，每当这时，书中的那些情节就会断断续续出现在脑中，我好像走进了我学生时代的第二世界，感到无限有趣，我也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对眼前出现的问题、困难和危险，用自己的知识和勇气去战胜、克服它们。青少年时期所读过的书籍，对一个人一生都有影响。母校图书馆给我的营养使我受益终生。
我是1954年考人师大附中初中的，1957年又考人本校高中，直至1960年高中毕业，被母校推荐到师大政治教育系上大学。六年的中学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重要阶段，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学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美好的回忆，是母校师长的汗水和心血浇灌的结果，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
在整个学习生活中，老师们辛勤教授我们知识，对我们的成长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实际上也难于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我在这里只说说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及其对我们的教育作用。
“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最初，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初中时，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向我们提出和讲解的。他通过志愿军英雄故事讲人生的意义，一个人活着要对人民有益，而不能做一个于人民无益的“行尸走肉”。他还经常讲解团的知识，讲我们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那时，在我们小同学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或者说逐渐明确了一条道路，一条人生的道路:现在做一个好的少先队员，并努力准备条件，争取早日加人共青团，将来则要争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像革命先辈那样，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
1950年我考人附中初中，1956年高中毕业，到现在离开母校已整整40年了。我心里一直想着母校，惦记着母校的发展。我们年级在京的同学，几乎每年都聚会一次。我虽不在北京工作，但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赶来母校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大家一见面都兴奋地谈起中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甜蜜的回忆，使我们忘记了经历过的曲折、磨难。
我一直工作在石油战线，从大庆到大港，又到任丘油田。1974年我在大港油田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曾邀请母校的老师们来大港参观。我见到了辛勤教导过我们的老师尚兴久、陈克歧、王文彩、龙淑英、陈锡芝等，当时就像久别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有多少话要跟老师们说啊!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全国正在批判师道薄严，大树白卷先生。面对我这些敬爱的老师，我心情非常沉重，总想找些话语安慰他们。老师!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永远感激你们的教诲!20年过去了，现在可好啦!1996年阴历正月初四，我赶头班汽车从任丘市出发，赶到母校参加年级聚会，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着迎接95周年校庆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迎接校庆，首先要继承和发扬附中的优良传统。现在就我回忆写出几条作为向校庆献礼吧!
我人中学时，正赶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正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百业待兴，困难重重。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全校师生情绪激昂，积极投人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去。全校同学纷纷要求参军，到前线打美国鬼子。有一天早晨全校师生在礼堂听广播，当听到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丹东时，许多同学跳到台上，要求参军，要求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欢送同学参军大会上，高一学生吴树德戴着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吴树德的父亲吴文仲老师代表家长讲话。他穿着大褂，一上台先扇扇子，台下一片笑声。吴老师说:“有人怕儿子去参军，就给他说个媳妇，把他拴住，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就是有对象，我也给他断了，让他安心打仗。”这时台上台下一片笑声。吴树德复员后成了家体操队队员，并在世界体操大赛中成为第一个单杠冠军。50年代，学校政治气氛很浓，同学们都把自己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大家都积极争取人团、入党。学校党支部每发展一个人人党时，都在图书馆召开大会，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当时我还不是团员，但每次发展会我都参加。在讨论教导主任钱芳老师人党时，好多同学都感动得哭了。人们想的都是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把如何吃好、穿好，升官发财当成最大的耻辱。我看了苏联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很受教育，就报考了石油学院的管道专业。大学毕业时，填的志愿:大庆、新级、青海。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许多同学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志愿。我的一个同学，他叫徐中富，学习好，经济条件也好，他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北京师范学校，愿当一名小学教师，报考师范的还有班干部冉乃彦、符气正、向玉梅等。学生中的党员、团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关心后进同学，做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以团支部为核心，团结全班同学，形成友好的，上进的集体。
1952年全校召开表彰大会，表扬彭起超(彭德怀的侄子)和苏志义两位同学，他们先后在北海公园和天安门前玉带河中救过落水儿童。林远主任代表学校奖励他们每人一本书《为人民服务》。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
40年来，祖国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也不例外，我曾在不同时期，受到审查、批斗、游街示众、我曾想到死，但我一想到建设祖国的重担，’想到母校对我的培养，中学时代立下的哲言，我又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的老家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少儿时看到抗日游击队员、人路军战士，他们出生人死，为人民解放流血牺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在中学六年，一直接受着党的教育。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能每日平均睡眠不到四小时，坚持一年，不叫苦，不叫累。别人不愿干的重活，我愿干。有时于完一项设计任务，要掉十斤肉。这种刻苦忘我地工作，是母校教育的结果。为祖国服务，就是我们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