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胜利属于唯物论的议论文
作为科学的哲学史看，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史。同时，哲学的历史，不能不特别是唯物论的发展史，即唯物辩证法的成立史。
哲学史上出现的无数哲学体系间纠纷，一句话，就是哲学上的两个根本倾向——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长期斗争的表现。一切哲学的潮流和学说，总脱不出这两大阵营的一方面。结局，哲学史就是这相对立着的两大阵营的斗争史和发展史。唯心论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现实中的诸多关系，常常颠倒的、歪曲的反映着，这是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常是人类科学认识的障碍、科学发展的敌人。它之所以如此，就是起因于人类的自然认识不充分，世界的科学认识不充分。唯心论自身的成立，原基于人类在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下，对自然的认识不充分，基于科学的发达不充分，同时，它又反而利用这些不充分，乘隙阻止科学的发达，妨碍社会的进步发展。
唯物论与之恰好相反，它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现实的诸多关系，如实地反映出来的理论。唯物论即是这样的东西，它便常是科学发展的保证。它是能够保证科学发展的科学的哲学。但不完全的唯物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向成为完全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唯物论方面，发展着。由于这一点，便替唯心论留了很大的生存余地，因而它自己仍落在唯心论的泥坑里。
“古代哲学，是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唯物论。它把思维对于物质的关系，没有弄明白，然而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于是引起离开肉体的灵魂说，接着便产生灵魂不灭的主张，再后归到泛神论。近代唯物论——否定之否定，不是旧唯物论的简单在现，乃是在旧唯物论的残余基础上，加上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二千多年的发展，以及这两千多年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的。”哲学史是一个意识形态史，可是这个意识形态史，定要把社会的契机和认识的契机，历史的契机和逻辑的契机，统一起来才行。
一贯的表现在全部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究竟根本原因何在？在于社会是阶级的社会。社会之阶级的构造，就是哲学史上的两大倾向、两大阵营的对立所种根的地方。归结起来，一切哲学都是反映该时代守旧的社会诸多关系的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社会中某种社会要素的哲学。唯物哲学代表着该时代进步的社会要素的意识形态，原则上，唯心论是保守的、反动的，唯物论是进步的、革命的。
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任何哲学，都不是当做完全虚伪意识看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客观的存在，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作媒介，向着人类意识的近似反映。即是这样，那就是社会诸关系的产物，是被社会、历史约束了的意识形态。因此，从唯物辩证法来看，哲学的唯心论，就是认识的诸特征、诸方面、诸界限之一。
作为科学的哲学史，一定要站在这一理解上面，把哲学的历史，当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史来叙述。可我这是最重要的是：斗争的胜利属于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要求我们:“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他们还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又说:“日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阐述的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文学现象的科学理论依据。大家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他说:“我看了几本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但是，真正根据科学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把《红楼梦》及其作者放在产生它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思潮的范围内加以考察，给它以科学的评价，这在解放前的红学研究中，固然很少有过，就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也还是个没能完全解决的间题。相反，倒是胡适的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的所谓“新红学”，却相当流行。
一九五四年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时，毛泽东同志曾严肃指出:“共产党人不能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搞统一战线。”他号召要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反对唯心论，提倡唯物论。历史经验可以总结，但历史事实不容抹煞，那次讨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不只给红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对整个学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可惜的是，后来规模搞得越来越大了，由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发展到对俞先生学术活动的全盘否定，由批评俞平伯先生，发展到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这就有弊病了。以致《红楼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评价《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以及其他有关的历史现象，反而未能得到深入探讨。
红学界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就中有各种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这不仅反映在小说对封珍制度的尖锐揭露和批判上，也深刻地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和爱情悲剧里。而这一切，又都是与当时的进步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它们突破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曲折地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历史要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贾宝玉的男女平等观念，“只是属于古已有之的平等观念，并未带有近代的色彩”，“而且与资本主义萌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带有原则性的分歧，不可以不讨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