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吕先生虽然因故离开山大，我也在一九五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离开喜爱的专业，改学哲学，在一段时间里，自已思想情绪上很有些苦闷、波动，但《文史哲》编辑部并没有忘记帮助我这已离校的校友作者。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愁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愁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给他，导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愁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
当时，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虽尚未明确提出，但在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的互相商榷探讨的学风，各种意见都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
当然，有时也由于我执拗、偏激，坚持错误意见，致使有的文章产生坏的影响，但责任不在编辑部，而在我自已。
翻看着《文史哲》创刊以来的目录，不禁心潮汹涌，想起刊物创始人，我们的老校长华岗同志，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人诬陷为“编子学者”、“反革命”，投进监狱，终致含冤而死。但愿他洒下心血浇灌起来的《文史哲》的良好学风，能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对他的永恒的纪念。
无论是作为读者、校友，还是作为一直受到《文史哲》关心、培养的作者，我都衷心地祝愿《文史哲》，为了促进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学术路线，努力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文史哲》办得更好。
今年五月，是《文史哲》创刊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的当时，我还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我们这些建国初期在校的老校友，都把那时称做山大的“黄金时代”’。山东大学刚刚与华东大学合并，就我们中文系来说，合并来的还有齐鲁大学的同学，号称五院十八个系，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校长是享有盛名的近代史学者、马列主义理论家华岗同志，两位副校长童弟周先生、陆侃如先生，也都是国内外文理科方面的著名学者和教授。
解放前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初，二我曾在山大中文系旁听过，后来才去济南投考了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并校时我是重回山大，因而，感受也要比别的同学深切一些。我觉得，比落白色惑怖笼罩山大的那些年月，这时的山大校园充满了解放的喜悦，又因为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处处感到那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豪迈气概。我们的华校长和余教务长(余修同志)，都非常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经常在六二广场(原青岛山大校内广场)上大课，讲形势，宣传马时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是政治学习或学术研究都非常活跃。《文史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对《文史哲》的创刊经过，我不太熟悉，只知道是在华校长倡仪下创办的.他还亲自担任了社长。
文科同学当时很注意《义史哲》的诞生，我虽然经常阅读师长们学术论文，却并没想过自己去投稿，但一九五一年创刊后的第四期，却发表了我的一篇题名《典型人物的创造》的文章。不过，这不是我的投稿，而是文艺学课程的一篇作业。当时，我是文艺学的课代表，教授文艺学的师长，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国内知名的美学家和文学翻译家吕荧先生。记得是因为他要去济南参加第一次山东文代会，文艺学需要停一段时间的课，课程正讲到典型问题。他临行前给同学有留了作业，让大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剖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写出自已的学习心得。虽然吕先生布置时，并没有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但我觉得，自己是课代表，应当起带头作用。同时。自己也的确积累了一点材料，有些看法，就结合着对课程的体会，写了一篇学习心得的报告。等吕先生从济南回来，就把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的学习心得一起交了去。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觉得我这篇学习心得写得很认真，也有见解，他已稍作修改，推荐给《文史哲》发表，并说华校长已看过，也很称赞。自然，实事求是地讲，那不过是一篇学生的作业。我想，华校长和吕先生当时所以要发表它，用意不过是在鼓励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息主义观众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这大概是《文史哲》较早发表的学生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