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和吕先生有过较深的师生之谊，以至相知之情，但却对先生的身世很不了解。譬如先生的真姓名—何佶，先生原籍是安徽天长县人，就都是在最近几年才知道的‘先生的著作和译作，我基本上都是读过的，熟悉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是先生遗著的最适合的编选人，因为先生一生致力研究的课题，主要是美学，而我对美学的知识甚少。只是由于这项工作还没有人做，又恰巧在一九八二年，我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系统出版当代美学家著作的计划，其中列有朱光潜奖学文集与蔡仪美学论著的选题，这未免使我心中一动—吕先生不也是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一家么?正好先生长女潘怡失妇又来，、我得知当时尚无任何出版和再版先生著作的计划。我想，既然与先生论争的对手朱、蔡二位的美学著作已将出版，那么，岂可缺少一个对方?于是，我写信给当时尚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王一纲同志并余仁凯同志，建议出版社也出版一本吕荧先生有关文艺与美学论著的文集。很快就接到了一纲同志的复信，说他已和余仁凯同志商谈过，同意我的建议，并欢迎我来编选这本文集。后来一纲同志虽离开了出版社，但担负此书责任编辑的高国平同志，多次来信热情地鼓励和支持，终于促使此书的编选和出版工作顺利实现，这是我首先要衷心表示感谢的。也要感谢吕先生的同乡吴腾凰同志为本书写了《作者小传》，感谢吕先生狱中难友姜葆琛同志愿把他的《冬天的回忆》作为附录，用以表示我们对吕荧先生惨遭不幸的深切地悼念和哀思！
关于文集的编选工作，我想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文集基木上是从吕荧先生的五部论著编选出来的。这五部论著(按时间先后顺序)是:《人的花朵》(泥土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出版)，《文学的倾向》(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一九五0年出版)，《关于工人文艺》(上梅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艺术的理解))(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美学书怀》（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其中《艺术的理解》，又可看作先生文艺论著的自选集。《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的主要论著，都选编在《艺术的理解》里，有些篇目在选编时，先生还做了很多的修改。这在《艺术的理解》的“后记”里有过较详细的说明。因而，这次编选时，我们尊重先生的意见，凡《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与《艺术的理解》相重复的文章，都采自《艺术的理解》以作定稿。
二、无论是在先生的文艺论著与美学论著中，都涉及到译名和译文的问题，这是很难处理的。现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对于译名，因为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也为了方便读者，我们采用当前统一的译名。至于译文，因为有些关涉到内容的理解，而先生自己又是翻译家，他引用的译文，有一部分还是自己直接译的。我们以为，译文还是保留原译为好。
三、文集编选的文章共分四辑:
第一辑八篇文章，都是先生解放后写的学习经典著作的
心得体会和关于革命新文艺问题的m讨和评论。
第二辑十三篇文章，是有关现实主义艺术问题的探讨和论辩，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即“比较着重创作方面的问题、“直接关连着创作的实践”。
第三辑十篇文章，是关于中外几位大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或专论。
第四辑五篇文章，是先生的美学专著。
据韩文敏同志介绍，她曾看到一九四八年的《时代日报》上有吕先生的一篇《论单纯》，也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好文章，可惜这一天的《时代日报》，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到，很可能这次只得暂时付阙如了！
当然，先生对一些文艺向题的看法，包括美学问题的见解，不一定是今天的人们所能完全同意的，而且先生也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潮流中间，也必然会留下时代思潮的烙印。我是同意《朱光潜美学文集》“出版说明”的这样几句话的:“这些著作既是历史上的足迹，就应保持历史的原貌，供研究者去分析鉴定。”但我又相信，先生有很多关于文艺创作原则的卓识，特别是他较早地对革命新文艺的公式主义、概念化的有害倾向的热情关注，都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果这本文集，能使今天的读者较清晰地了解吕荧先生一生的文艺论著的概貌，吸取有益的营养，编者的微小的愿望也就能得到满足了。
我记得，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时，似是初春季节(可能是一九五一年的三、四月间)，学生们的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装-一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那身体衰弱的情况，确如碧野同志在文章中所说，谁也难以想象，我们的吕先生，在当年北京大学的跳高比赛中曾获得过第一名。但在苦难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健壮的学生时代，终于在走向社会的生活熬煎与奔波中，变成了“文弱书生”，可算个必然规律。当然，吕先生的苦读、攻外语(他已熟练地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长期夜间从事著、译，也该是损害他健康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那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晰。他的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正象他的论著一样，高度概括，很少水份，如浓缩自的结晶品，但又决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的联想。他讲授的文艺学，在那时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从当时e有的一些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
我是我们年级的文艺学的课代表，和吕先生的接触多一些。或者还可以说，我早就读过了他的《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两本文艺论文集，是他的崇拜者。做了课代表，当然要经常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因此有时要在晚间去拜访吕先生。记得他当时是住在金口二路十六号的二楼上。播怡、潘悦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个保姆带她们。她们还很小。潘怡可能刚上托儿所，潘悦还坐在床上，团团的脸，圆圆的眼睛，活泼可爱。我经常是和同班同学郭宏业同志一起去访问吕先生，如果遇到先生房间有客，就去和潘悦玩一会儿。潘怡给我的印象是老实而拘谨，晚间还经常伏在桌上写字，可能是父亲对她要求很严格。吕先生平素也是严肃寡言的，但对学生提出的间题，他的回答却都是和颜悦色，深思而耐心的。
其后，吕先生虽然因故离开山大，我也在一九五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离开喜爱的专业，改学哲学，在一段时间里，自已思想情绪上很有些苦闷、波动，但《文史哲》编辑部并没有忘记帮助我这已离校的校友作者。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愁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愁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给他，导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愁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
当时，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虽尚未明确提出，但在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的互相商榷探讨的学风，各种意见都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
当然，有时也由于我执拗、偏激，坚持错误意见，致使有的文章产生坏的影响，但责任不在编辑部，而在我自已。
翻看着《文史哲》创刊以来的目录，不禁心潮汹涌，想起刊物创始人，我们的老校长华岗同志，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人诬陷为“编子学者”、“反革命”，投进监狱，终致含冤而死。但愿他洒下心血浇灌起来的《文史哲》的良好学风，能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对他的永恒的纪念。
无论是作为读者、校友，还是作为一直受到《文史哲》关心、培养的作者，我都衷心地祝愿《文史哲》，为了促进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学术路线，努力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文史哲》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