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吕先生虽然因故离开山大，我也在一九五三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离开喜爱的专业，改学哲学，在一段时间里，自已思想情绪上很有些苦闷、波动，但《文史哲》编辑部并没有忘记帮助我这已离校的校友作者。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编辑部还有谁，只记得始终和我有联系的，是葛愁春同志。我到北京后，一直还和葛愁春同志通信，很可惜，他给我的信，都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我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和他通信中，曾诉说过自己失掉专业的苦闷和彷徨，也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帮助和支持。他鼓励我课余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来信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有文章可寄给《文史哲》。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谈<水浒评价问题》，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我们合写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给他，导求《文史哲》的支持。葛愁春同志还经常把编委会或师长、读者的意见转达给我们。
当时，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虽尚未明确提出，但在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的互相商榷探讨的学风，各种意见都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
当然，有时也由于我执拗、偏激，坚持错误意见，致使有的文章产生坏的影响，但责任不在编辑部，而在我自已。
翻看着《文史哲》创刊以来的目录，不禁心潮汹涌，想起刊物创始人，我们的老校长华岗同志，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人诬陷为“编子学者”、“反革命”，投进监狱，终致含冤而死。但愿他洒下心血浇灌起来的《文史哲》的良好学风，能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对他的永恒的纪念。
无论是作为读者、校友，还是作为一直受到《文史哲》关心、培养的作者，我都衷心地祝愿《文史哲》，为了促进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学术路线，努力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文史哲》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