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和吕先生有过较深的师生之谊，以至相知之情，但却对先生的身世很不了解。譬如先生的真姓名—何佶，先生原籍是安徽天长县人，就都是在最近几年才知道的‘先生的著作和译作，我基本上都是读过的，熟悉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是先生遗著的最适合的编选人，因为先生一生致力研究的课题，主要是美学，而我对美学的知识甚少。只是由于这项工作还没有人做，又恰巧在一九八二年，我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系统出版当代美学家著作的计划，其中列有朱光潜奖学文集与蔡仪美学论著的选题，这未免使我心中一动—吕先生不也是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一家么?正好先生长女潘怡失妇又来，、我得知当时尚无任何出版和再版先生著作的计划。我想，既然与先生论争的对手朱、蔡二位的美学著作已将出版，那么，岂可缺少一个对方?于是，我写信给当时尚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王一纲同志并余仁凯同志，建议出版社也出版一本吕荧先生有关文艺与美学论著的文集。很快就接到了一纲同志的复信，说他已和余仁凯同志商谈过，同意我的建议，并欢迎我来编选这本文集。后来一纲同志虽离开了出版社，但担负此书责任编辑的高国平同志，多次来信热情地鼓励和支持，终于促使此书的编选和出版工作顺利实现，这是我首先要衷心表示感谢的。也要感谢吕先生的同乡吴腾凰同志为本书写了《作者小传》，感谢吕先生狱中难友姜葆琛同志愿把他的《冬天的回忆》作为附录，用以表示我们对吕荧先生惨遭不幸的深切地悼念和哀思！
关于文集的编选工作，我想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文集基木上是从吕荧先生的五部论著编选出来的。这五部论著(按时间先后顺序)是:《人的花朵》(泥土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出版)，《文学的倾向》(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一九五0年出版)，《关于工人文艺》(上梅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艺术的理解))(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美学书怀》（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其中《艺术的理解》，又可看作先生文艺论著的自选集。《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的主要论著，都选编在《艺术的理解》里，有些篇目在选编时，先生还做了很多的修改。这在《艺术的理解》的“后记”里有过较详细的说明。因而，这次编选时，我们尊重先生的意见，凡《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与《艺术的理解》相重复的文章，都采自《艺术的理解》以作定稿。
二、无论是在先生的文艺论著与美学论著中，都涉及到译名和译文的问题，这是很难处理的。现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对于译名，因为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也为了方便读者，我们采用当前统一的译名。至于译文，因为有些关涉到内容的理解，而先生自己又是翻译家，他引用的译文，有一部分还是自己直接译的。我们以为，译文还是保留原译为好。
三、文集编选的文章共分四辑:
第一辑八篇文章，都是先生解放后写的学习经典著作的
心得体会和关于革命新文艺问题的m讨和评论。
第二辑十三篇文章，是有关现实主义艺术问题的探讨和论辩，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即“比较着重创作方面的问题、“直接关连着创作的实践”。
第三辑十篇文章，是关于中外几位大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或专论。
第四辑五篇文章，是先生的美学专著。
据韩文敏同志介绍，她曾看到一九四八年的《时代日报》上有吕先生的一篇《论单纯》，也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好文章，可惜这一天的《时代日报》，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到，很可能这次只得暂时付阙如了！
当然，先生对一些文艺向题的看法，包括美学问题的见解，不一定是今天的人们所能完全同意的，而且先生也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潮流中间，也必然会留下时代思潮的烙印。我是同意《朱光潜美学文集》“出版说明”的这样几句话的:“这些著作既是历史上的足迹，就应保持历史的原貌，供研究者去分析鉴定。”但我又相信，先生有很多关于文艺创作原则的卓识，特别是他较早地对革命新文艺的公式主义、概念化的有害倾向的热情关注，都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果这本文集，能使今天的读者较清晰地了解吕荧先生一生的文艺论著的概貌，吸取有益的营养，编者的微小的愿望也就能得到满足了。
青岛一别，虽然不时地也从刊物上看到过先生的几篇文章还买到过一本先生翻译的《列宁论作家》，但初时还不知道他已来到了北京，是同班同学孔庆珊同志把他的行踪告诉了我们，并约我和蓝翎同去看望吕先生。我们，至少是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孔庆珊同志又转达了吕先生殷殷邀请之意。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天，孔庆珊同志领我们去看吕先生，他当时是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上。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笑风生，似已忘却了我们在三年前对他作的“左”倾幼稚病的批评。年底我义自已去看望他，先生仍象原先对我那样，同我谈学习马列要读原著，也谈文学，谈治学方法，并把他刚刚出版的两本新译著—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作家出版社)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给我，扉页上都题有“希凡同志诗正，吕荧五四年十二月”的字样，这两本书我珍藏至今，但书在人亡，先生却早已离开人世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对我始终没下功夫去掌握一门外国语，深表遗憾;而且对我读了两年半俄文，居然会一无所获，更是感到奇怪。可能是为了增强我学俄文的信心，他把自已用了多年的《俄文读本》(刘泽荣著)送给了我，并告诉我，他就是靠自学这个“读本”掌握了俄文的。当时，我虽对学俄文并没有增加什么兴趣，却也被先生的热诚的关怀而感动了，很想在学俄文方面拼它两三年，但那知从先生那里回来，我调动工作事出了小小的曲折，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不大肯放我到《人民日报》来工作，研究班催我回去参加年终考试，而我们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又有意把我送到俄文先修班补习两年俄文，然后到苏联留学。为了家庭的负累(我的大女儿已出生了)，也因为对能否学好俄文缺乏信心，我终于婉谢了校领导的盛情美意，离开了研究班，到《人民日报》来做编辑了。当然，也就因此而终于没有再学俄文……记得为了这件事，也曾好久没去看吕先生，深怕他问起学俄文事，而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