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位家长和我说，她想把孩子送到军事化封闭管理的戒网瘾学校去。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其中的内幕，只知道她的话让我冷汗涔涔。
她的孩子，不过是学习成绩下降，爱上网、爱玩手机，不爱学习。的确，这不是我们能推崇的榜样，但也绝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孩子，因为青春期厌学实在是个太普遍的问题，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曾经面对堆积如山的作业有过厌烦的情绪。
那些戒网瘾学校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用名目繁多的虐待来让学生恐惧进而屈服，以暴打、电击、囚禁、责骂等方式压制学生，由此培养出在家长面前不敢反抗顶嘴的孩子，那是内心极度扭曲惶惶不可终日的孩子，充斥着无法释怀的恨。但是，有一部分家长却受了“让孩子听话”的蛊惑，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人间地狱。
本来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孩子的成绩学业面前就可以轻易褪色，亲情的羁绊可以被父母的一个态度斩断。
从初中起我就开始怀疑，家长爱的不是我，只是一个“听话”“爱学习”的符号，一个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自豪感和荣耀的符号，不需要七情六欲，不需要关心热爱。如今看到那些把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的家长，我更加相信，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父母，本来应该是最爱孩子的人。可是这种爱常常被扭曲，有太多父母根本没有去关注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只是反反复复强调着学习好的重要性。
以豫章书院为首的戒网瘾学校背后，的确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但是如果没有了源源不断把孩子送来的家长，它们也无法生存。如果家长只把孩子当成一个成才甚至“孝顺”的工具人，这样的人间地狱，永远无法消失。
“新闻播报，最近，一户人家食用蓝环章鱼，中毒被送进医院，蓝环章鱼是海洋第二毒生物，身上有多个蓝色圆圈，含有剧毒，若食用，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我居然成了海洋“通缉犯。”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睡梦中，我感觉躺在一个大床上，十分舒服，醒来后，亲人已不见踪影，我才发觉，这是一个船舱。在这个地方，既害怕，又惊叹；既想四处参观，又不敢乱动，船上的人说什么，我也不懂。
不知过了多久，我来到了一个海鲜市场，被放在了一个水缸里，我惊讶极了，这是个神奇的世界，一位妇女从我身边经过，好奇地打量着我，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原来，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眼前的孩子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么呀！”“这是一只小章鱼。”他们的妈妈说。此时我心中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不是厨房吗？他......他们不会要吃了我吧！我越想越害怕。我被拿了起来，“反抗”这个词已消失的无影无踪，我被切成了小块，一股钻心的疼痛涌来。接下来将是我鱼生中最难忘的灾难！也不知怎的，就进了一口锅中，油倒上了，盐撒上了，辣椒也放了，我成了人们的口中之食。一个男人回来了，只见他洗完手，坐在桌前，一眼便看见了我，赶忙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我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再次看见时，已在医院里，这是要干什么？催促声、喊叫声、轮子声，响成一片，这时，也不知是谁，撕心裂肺的哭着，很幸运，他们只是参观了一次鬼门关，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所以，吃了我，没有好结果。本小姐这海洋第二毒生物可不是吹的，以后可千万千万别吃我！不然......要去见阎王喽！
微波炉
我会变魔术，
只要主人把美味的食物送进我的嘴里。
过了几分钟，
食物就能变得香喷喷，热腾腾。
我刚对着美食垂涎三尺，
随着一声“叮”，
主人一把把食物给抢走了。
我火冒三丈，
只好关闭嘴巴，
开始又一次的变魔术。
冰箱
我有一个超大的肚子，
肚子里有许多好吃的，
只要小主人饿了，
他就能从我的肚子里拿好吃的，
我就是大胃王——冰箱。
菜板
我是一个光滑的小木板，
人们把果蔬鱼肉放在我的身上，
用菜刀切，用骨头刀剁。
我的身上留下了他们的味道，
有的香，有的臭，
有的会让人打喷嚏，
有的会让人流眼泪，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千锤百炼小菜板。
你们喜欢我的厨房小伙伴吗？
解放以后，我有幸被党送进大学，读了中文系，而教授宋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又是国内外著名的女学者冯抚君先生，这更加培养了我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对于我国长篇章回小说中的五部第一流作品:《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阅读总在十追以上，加上也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渐渐地也能从艺术感受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却总和以前或当时某些研究它们的著作对不上茬。苦如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看到的张政先生的《宋江考》，作为一篇考证的文字，它对宋江义军真实历史的探索，无论在史料上或水浒义军发展的脉络上，都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但是，由真实史料而及于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与作为小说人物宋汀的艺术创造，作者却基本上偏重于否定的评价。它们使我难以接受，因而，不能不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我还以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这种“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决非个别，而是有普遍意义的。结合着中国文学史的学习，我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我得出了与张政娘先生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无论是说话艺术的发展，以及水浒故事和章回小说的产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自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亦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是在“相当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我就把对张政浪先生《宋汀考》涉及到的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写了出来，这就是我写的第一篇谈论《水浒》的文章—《略谈水浒》评价《问题》(发表在1954年的《文史哲》上)。此后，又陆续写了这一辑中的其他六篇文章。其中除《水浒》的细节描写与性格》一篇，别的五篇，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主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评价《水浒》的思爆 -艺术，以及它所显示的中国小说的历史文学的特色。
一九五四年，我和蓝翎同志最初写的两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也同样带有这种论辩中思考的特点，因为它们关涉不到这本书，这里就略一而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