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这样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见《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这段话并非闲文。我想它至少很深刻地说明人物塑造中的两个问题：其一，人物必须具有极其鲜明独特的个性。一言一语固不必说，就是一顶帽子也必须有它的个性的表现。其二，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切合他的身份和性格的发展，而不能由作者任意加予人物身上。
阿Q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分析：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阿Q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阿Q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在雇农的生活中，东家做三天西家帮两日，生活无所定向，所以沾有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这是很自然的，譬如他很能看风驶舵，遇到口呐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他受了假洋鬼子的欺侮，便把怨气发泄在小尼姑身上。然而阿Q是个雇农，农民的朴实还是留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做工还是很卖力，曾得到人们的赏识，不是有一个老头子称赞过阿Q真能做吗?
阿Q是农民，他固然有农民的共性。但阿Q是“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落后农民，所以他身上就带有了他的个性，他戴毡帽是无疑的。如果要是给他戴上瓜皮小帽，那就像个道地的流氓，不合乎他的性格身份。
现在我们某些作品对于人物个性的刻画不够注意，往往只表现了人物的共性。假如人物只表现一般的共同性格，那末阿Q是农民，他就不允许有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的毡帽就戴不成了。
也有些同志在写人物的行动与心理时，不管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往往表现为牵人就事，作者想好了主题，构思了一些情节，环绕着情节安排人物行动，所以这些人物、事件就变成了一些概念的图解，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假如鲁迅先生是这样去写阿Q的话，阿Q也是戴不成毡帽的!
阿Q看来是应该戴毡帽，而非鲁迅先生硬给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