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以为李清照善于“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这是很有卓识的见解，它道出了易安词作的主要艺术特色。若以《漱玉集》中作品与之对证，就会更叹服张端义之一语道破了。
譬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是寻·常如话吗?又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比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也是平淡如语吗?而当我们读到：“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就会更其惊异：李易安的词就是这样的“寻常语”呵!然而奇怪的又正是这样的“寻常语”，千百年来产生着极不寻常的艺术力量。无怪乎王静安《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这又是一个卓见了。
文学史上众多的事实证明了王静安此说。大凡大家们，总是不故意的雕琢去追求华丽的词藻的。“噫吁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亦口语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不谓不脍炙人口矣，然则不是浅近如话吗?大家们就是这样的，在寻常中写出不寻‘常，这正是大家们不寻常之处。只有低能的诗人才以华美的辞藻来博取一些人的喝采。
又正如张端义所说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要做到以寻常平淡的语言，写出无比深意的作品，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得求之于诗人们对于生活的真知灼见，“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然后才能信笔所至毫无拘束，做到寻常中写出不寻常，在浅近的语言中写出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