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樱花下/永作着芬芳的梦/葬我在泰山之巅/风声鸣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很少有诗人写“葬”这个话题，何况葬的对象还是自己。不可多见的一首同为“葬我”的诗是当代诗人于右任所写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可见，诗的整体格调显得悲凉又沧桑，这与当时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时代背景有关。“葬”表示阴阳两隔，往往绝大多人无法做到像庄子死妻那样击缶而歌，而是悲痛好些时日。“葬”所笼罩的，传统上是哀痛、肃穆。《望大陆》的诗风与“葬”十分贴合，“葬”字本有悲之感，加上山河破碎、南北难同，更是悲上加悲。反观朱湘的《葬我》，难免不令人大跌眼镜，不可不说是诗人一次勇敢而又伟大的创新。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朱湘的葬所，那大概是“美”字吧。
朱湘诗中“葬”的处所有荷花池、马樱花下、泰山之巅、春江。一谈到“葬”，往往我们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抔黄土，就连“葬”字的字形也是“人死在长满了草的土中”，而朱湘反传统而为之，池里、花下、山顶与江河都能成为他归宿的场所，这便在读者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
第一个场所：荷花池内。荷花象征着高洁、雅致，以荷花入死境，以荷花为伴，已为不俗的境界，可朱湘所写的葬所可不止有荷花这么简单，他还想到了池里细细的水蚓轻慢蠕动的声音，荷叶上忽闪忽闪的萤火虫。这个葬所并不是蔓草荒芜、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有清谧的声音，有倏忽的亮光，还有雅丽的景色，一齐汇成了一幅欢乐世界。第二个场所：马樱花下。马樱花是合欢花的别称，合欢花鲜红娇艳、清香怡人，一树便会开数朵花，特别是花落时节，一地粉红，煞是好看。葬在这样一棵树下，做起一个芬芳的梦，这样的“葬”，是浪漫、是瑰丽、是脱俗。第三个场所：泰山之巅。“高处不胜寒”，但朱湘却不畏寒，他不选一般的高山，一眼便放在“五岳之首”上，还要听风吼，听松动。朱湘的这首诗是有一个情感起伏，或者叫做情感升华的，如果说从此之前是一个娓娓而来、带着美梦的少女的话，那么从“泰山”这句之后，是一个热血不屈、潇洒昂扬的青少年。最后一个场所的春江也体现了这种转变，“不然/就烧我成灰”这句有不屈服之感，“投入泛滥的春江”这句有潇洒之姿，相比之前的葬所，后两个场所具有一种喷薄的热情在里面。可在这里诗还未完，朱湘继续写道，他的骨灰要随落花流向不知名的地方，最后的葬所是不能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概括的场所，或许会流向宽广无际的海洋，或许会流入狭小逼仄的洼地。在最后的两句诗中，情感又由此前的热血沉寂下来，随着“骨灰”流向未知、流向虚无，读者的思绪似乎也随着流水落花拉到很远。
朱湘这首诗是美的，美在景致，美在品格，美在对于葬的不同于传统的新认识。
道德决定论在西周初年便已有雏形，并在儒家的思想者的发展下形成了结构化、系统化的理论主义。儒家以命运论作为前提，将道德作为行为主体通过自我限制获得幸福、避免不幸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以德祈福论及命定祸福论。“天道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即说明古人将超我对象（天道、命运）作为生死祸福、国家兴衰的决定条件，然而人并非绝对被动，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规范来影响天道的发展。儒家将行为规范的标准认定为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准则、以孝信义勇忠等德目为重要内容的绝对道德体系。
耻感便是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检省而产生的矛盾体验及劣感取向，是个体的行为与内在化的群体意志发生冲突时的痛苦感受。因此，从起源上来看，耻感是一种社会道德评价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他律。随着耻感文化的不断扩充，“知耻”便成为了仁义学说的根本，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并且又将廉耻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而随着社会各种经验形态或理论形态的道德知识发生变化，耻感的内容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但由于中国文化思想的稳定性和长期积淀，传统语境下耻感的内涵大体上是保持不变的。
随地吐痰，乱扔杂物，横穿马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却会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城市是由众多的市民组成的。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的公共道德水平高低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的市民不遵守公共道德，不爱护公物，不维护环境，不遵守公共秩序，这个城市还有文明可言吗?再试想，如果一个上百万人的城市，不少人都在乱扔垃圾、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会把一个城市糟蹋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城市，又怎么可能去争创国家一级的文明城市?
大和小，是辩证的统一，又是相互转化的。哲人说:大事情，大计划，大思想，必然反映在最小的行动上面，而且反映得极其忠实。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大目标、大事情，是一项立体交叉、纵横交错的社会系统工程。但这个“大”是建立在“小”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是由无数的“小”所组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正是一系列看似小的小事情，堆积成大事情、大事件。有个前些年人们熟知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某一厂商与一外商本已基本达成了合作协议，但这个厂商竟当众随地吐痰，令外商大为诧异，随之双方的合作协议也打了水漂。道理极为简单:在外商看来，一个连起码的公共卫生道德都不能遵守的人，又怎么可能重信誉、守合同呢?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上说，有大的系统，也有小的系统;有宏观的指标，也有微观的指标;有市委、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也有基层的工作;有对各级领导的要求，也有对普通老百姓、市民的要求。应当说，文明城市的创建结果是一种“合力”，是多因一果整合而成的。假如，我们在“大”的方面都达到了要求，都具备了国家要求的相应的标准，但是如果当国家有关部门对基层、对市民实地考察时，在“小”的方面却丢了分，这就会从整体上影响我们的创建工作。这是“木桶理论”的最好注解，即一个木桶盛水的数量，不取决于制成木桶的最长木板，而是取决于制成该木桶的最短木板。因此，一定要注重“大”的方面，也要注重“小”的方面，绝不能“以善小而不为”，更不能“以恶小而为之”。每个基层单位，每个市民都要为创建“加分”而不能“减分”。
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形成习惯。“一个好的习惯比法律更可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于宏观，对于全局，是全方位地推进“三个文明”建设，提升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而对于微观，对于市民.是一个进一步养成良好文明习惯的最佳时机，它能促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形成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习惯成自然，不合适的事情就显得合适了。”马克·吐温讲得何等好啊!
四十四年的期盼，四十四年的等待，四十四年的梦想，就在那一刻实现。我们终于圆梦世界杯。
中国足球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会欢倒在自家门前而爬不起来的小小子了。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去熬那四十四年，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梦;感谢大地.在我关注的那一次，中国足球成熟了。主场的全胜和一球未失，带着我们的狂热与梦想迈进了世界杯。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你是否也静静地去想一想:十强赛中，我们是求生;样，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它吧，那个改变历史的时刻:2001年10月7日。
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中分组抽签的情况。与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一同分在C组，福兮?祸兮?让我们了解一下同组的三个时手:四局世界杯霸主巴西队，不用多说了，人家是份界杯的常客，一集都不落地演到了现在。而中国这才是第一次登台演出，处子作表演还不知结果如何。可转念一想，第一次打进世界杯便如此气宇轩昂的中国队，与此次依靠最后一轮胜利才勉强增进世界杯的巴西队相比，好像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手。在日渐没落的桑巴舞团面前，没准我们也能幸福地扭起秧歌。
本来，咱们还一致认为中国队肯定与两支欧洲球队分在一组，可现在两支变成了一支。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支欧洲球队还是有着亚洲血统的欧洲二流。我们除了瞪大眼睛拼命鼓掌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在成功躲过了欧洲力量派之后，谁敢肯定地说，这块诱人的“烤肉”不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呢。
一向被人们认作是鱼肠的哥斯达黎加，这次更是嗽得被人们提起。可往往越是被人们轻视的球队，越有可能创造佳绩。忘了吗?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他们把那个小组搅得天翻地履，成功杀入十六强。主力前锋万乔普在英格兰甲级联赛踢球，曾荣获球队最佳射手;今年又凭借一己之力.把哥斯达黎加拉进美洲杯八强。实力不容小视噢。
避开了风头正劲的阿根廷，躲过了所有的欧洲一流强队，仅仅是一个欧洲二流的土耳其在规觑着我们的十六强位置。因此，我们可以尽情放歌。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理睬土耳其这群突厥人的后裔，也大可不必理会在预选赛中践跌撞撞的巴西人:如果要为历来黑马纵横的世界杯再选一匹亚洲黑马的活，就是它了—中国
瘦死的骆驼虽比马大，可落地的风凰也不如鸡给桑巴舞者使个绊几，才巴“烤肉”端上桌，让加勒比海的黑哥们儿瞧瞧，咱这吃长江黄河水长大的，也不是好时付的。
勇敢地死胜过苟且地生。阿Q尚能在临死前喊出“过二十年又是条好汉！”中国足球难道就没有这点气魄;初来乍到，能抽到这个签，我们应该知足了。看看日本那组.俄罗斯不比现在的巴西差多少，谁敢说比利时、突尼斯就是鱼肺有句调侃的话说得好“就是无，也要被法拉利撞死;如果被夏利撞死，那就太没意思了”面对巴西这辆法拉利，我们应该选择勇敢。
别管他什么巴西还是土耳其，凭着咱中国人的自信向世界大吼一声:“咱中国人，咱怕谁!”
上海电视台的“今夜星辰”开播不少时间了，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新，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在现在电视里，这一类节目中可称得上是独具一格。
“今夜星辰”之所以具有新意，是因为它不但能够吸取别的节目的精华，而且能在“拿来”后熔入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就是既会拿来，拿来之后又会用的结果。说到“拿来”，不禁使我想到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写的《拿来主义》。当时的文化现象是:有人盲目崇外，有人要搞复古，更有人什么都不愿碰。所以鲁迅先生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时隔多年，这句话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不过，因为时代的变迁，我认为现在尤须注意的是:拿来之后会不会用，并且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有不少人，他们也会享，拿来的东西也是精华，可却不会灵活运用，因而收不到好的效果。与“今夜星辰”差不多时间推出的“正大综艺”节目，它吸收了香港“正大综艺”节目的精华，可却是全盘照搬，一点都未改动，让人一眼看去觉得“还是老一套”，相比之下，“今夜星辰”节目就令人耳目一新。不过还好，可能后来“正大综艺”的节目编导发觉了这一点，对它作了一些形式上的改动，使人觉得有了些新意。如果能进一步在内容上作一些改动，使其符合国内观众的审美眼光，那一定会赢得更多的观众。
当年，鲁迅先生提倡“有辨别”的“拿来”，为文坛上思想比较混乱的人们点燃了一盏指路灯，今天，我们不但应该提倡“拿来主义”，还要懂得拿来之后会用这个道理。如果能够这样，不但能克服电视节目中的弊病，而且会使文化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都蒸蒸日上！
昨天，我把检到的5元钱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又把它交给了值周老师，值周老师把我的名字挂在“表扬栏”上。我顿时成了众矢之的，什么“罗来福这小子现在够气派了，名字上榜啦”，什么“偷来的”啦等等，真没想到做好事也会挨骂。
我翻来复去地想，这是为什么呢?
终于我明白了。做好事之所以要挨骂，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上的人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思想水平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不可能一致。先进人物做的事。在落后者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会用他们特有的眼光去看，会用自己的思维去想，因而，就会得出他们所特有的结论。尽管先进人物做的是好事，可是被他们那带着有色眼睛的眼一看，被他们那装有滤光器的思想一想，也就“千孔百疮”了。所以他们会指责，甚至谩骂，类似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你积极要求进步，有人会说你假积极;你专心致志地学习，又有人会说你名利思想严重，或说你是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做了好事该如何对待某些人的指责呢?我觉得，首先，不能怕。因为“指责”和“谩骂”并不会因为你怕就销声匿迹，相反，你越怕，他们会认为自己正确而越发“乘胜追击”，于是指责得便更凶，骂得也更厉害。其次，不能跟着骂。因为，你跟着骂就表明了你同他们一般见识，况且跟着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激化。对那些“指责”和“谩骂”可以讲道理。可以向他们解释，如果还不行，则可以采取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那种做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自己选定了目标，认为是对的，就勇敢地走下去，不管别人怎么说。当我们做了好事而挨骂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大无畏的态度，不为风言风语所吓倒。
【评析】
文章首先摆出所议之事:一次做好事反而挨骂，接着便对这一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先探讨其发生的原因，再对类似现象展开联想，由此得出这一现象“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人有不同，认识各异”这一结论，总之，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得出了某种理性的抑或规律性的认识，最后论述“应该怎么办”，强调了要“不怕”、“不跟”，要讲理、解释，实在不行就“不理”。有提出问题，有分析问题，有解决问题，达到了“一事一议”的表达目的。
有人曾问一位改革卓有成效的企业家:“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企业家微笑着回答:“见风使舵!”
是啊，设想在狂风怒吼的大海上驾船前进，如果不能审时度势，观察风向，及时地变换舵位，岂不要造成船翻人亡的惨剧?当今的社会正像那瞬息万变的大海一样，因此企业家所说的“见风使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免遭“败北”之祸。
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者已意识到了“见风使舵”的重要性，而事实亦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所谓“见风”是通过市场调查，信息反馈，准确地把握社会需求动态;“使舵”则是在“见风”的基拙上决定生产步骤，确定产量，以达到适销对路的目。近而言之，30年代建厂的老企业——杭州食品厂，虽然在现代食品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是厂领导“见风”准确，“使舵”有方，研制出了市场急需的母乳化奶粉、固体饮料，开创了食品生产的新局面，使濒临亏损的企业获得了新生。远而言之，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整个国家如同一台庞大的机器，具有多方位的工作性能，随时在待命“转舵”，不断前进。唯其如此，才确保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见风使舵”简直成了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企业天天更换生产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吗?显然，这是误解了“见风使舵”的正确含义，将其同“放任自流”混为一谈了。“放任自流”的结果只能使企业丧失立足之地，势若一叶扁舟颠簸于风浪中，稍稍一个大浪，便会“葬身鱼腹”，它怎能与准确、及时的“见风使舵”相提并论呢?
“见风使舵”作为一个成语，多少年来总被人们喻为:跟着情势转变方向，随机行事，带有贬义。确实，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它每每和狡猾、奸诈联系在一起，影响着一个人的诚实品质，是不足取的。然而在改革大业中却尽可如此，而且是企业家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
愿改革者们都能“见清风，使稳舵”，奋桨逐浪，齐心协力将共和国的巨轮驶向那幸福、光明的彼岸。
【评析】
文章是一篇贬词褒用，论证企业要“见风使舵”的立论文，为了论证这样做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文章使用了例证法，即举出杭州食品厂研制新产品和整个日本的治国之道加以论证，并用“放任自流”与“见风使舵”作了比较，分析了“见风使舵”在人际关系和改革大业中的不同愈义，使论证显得严谨、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