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八年进大学的，专业是现代汉语。这已经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可我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只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些事情还历历在目。
在日本这也许是普遍的现象:大学生一般一点儿也不用功，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于玩。我也不例外，学习随随便便。幸亏我是这样度过了大学时代，因而我才获得了公司特意派我到语言学院进修一年汉语这个荣幸的机会。如果我在大学学好了汉语，公司就不会派我到这里来。所以在这点上我的作法导致了很好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我有一种先见之明。
在大学时代我最热衷于电影的欣赏和制作。当时我参加了“电影研究俱乐部”，每个星期去电影院两三次。我们俱乐部的同学，夜里常常聚在其中一个人的公寓里，边吃土豆片等简单的下酒菜，边喝威士忌，畅谈最近看过的电影，“那部电影拍得很好!剧本写得真、棒!女主角非常漂亮!”“那部电影不怎么样。不像话!导演到底要说什么呀?主题很模糊，不值得欣赏!"等等。乘着酒劲儿跟着感觉七嘴八舌，相当热闹。这种时候，时间往往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到了凌晨三四点，天也蒙蒙亮了。然后我们一睡就睡到中午，起床后仍然觉得很累，就这样，一天的课都旷了。说也奇怪，我们大学生有这种看法:连一节课也不旷的家伙是不正派的学生，正派的学生当然应该旷课。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上课只能了解社会的一部分，而旷几节课，却能去外边体会了解各种事情。这比只在教室上课要好。我们经常以这句话为借口不上课。
因经常看电影，所以自然而然地萌发了自己也要制作电影的念头。帮助我的是俱乐部的同学们。首先是写剧本，然后是安排角色，作分镜头剧本，拍摄，编辑，最后是录音，这些过程跟一般的电影制作一样，只是胶卷的大小有区别而已。我们用的不是三十五毫米，而是八毫米的。我自己制作完一部电影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制作一部出色的电影，关键在于剧本。电影是一种把影像、音乐、台词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艺术。可是统一这些因素的就是剧本。没有好的剧本，即使上述各种条件都很完菩，也制作不出好的电影。写一个好的剧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特别难.我根本就写不出好的剧本。满脑子的话要说，却不能归纳出一个主题思想来。真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倒不出来，结果呢，我只能写普普通通的剧本。比如，我写男女谈恋爱方面的题材，一开始亲亲热热，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最后两人不得不吹了，类似这样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特色的剧本。加上，我们的演员的水平也不怎么样，因为他们都是俱乐部的朋友，什么表演基础都没有，所以他们说台词的时候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平板，一点儿感情的波澜也没有，喜怒哀乐都差不多。我们自编、自演、自拍的电影自己看，是一种享受。但给别人看水平这么低的电影，一般人也许不愿意。我们俱乐部的人大概脸皮都比较厚，在学校举行文艺节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放给同学们看，甚至还赚了一些钱。就这样我在大学时代跟俱乐部的朋友们一起拍摄了十几部电影。然而对哪部也不满意。制作电影以前，我非常骄傲，自己认为很有才能，很容易就能制作出值得给别人看的电影。后来才知道我也只是一个很一般的人罢了。那种没有根据的想法也随之完全消失了，但是对于了解自己的能力那是一段很好的经历。由于大学时代制作的电影不能令人满意，我现在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写小说登在很有权威的杂志。上，哪怕一篇也可以，然后根据那篇小说写出剧本，最后制作出电影。有人这样说过:“即使是普通人，一生中也能写出一篇很好的小说来。”我相信这句话。我真希望自己将来能写出一篇好小说。
我就这样过完了大学生活。回想起来，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上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有的人来说，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认真地学习研究某种专业。那么对像我们这样不太用功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在大学的自由的气氛里不受别人的约束，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活动，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认为这大概也是大学的很重要的作用吧。我现在仍经常怀念大学时代，同时恨不得能再次上大学。如果有这种机会，我一定会作得更好。
从进大谷小学开始，我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然后长跑二十分钟左右，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坚持长跑的经过是这样的。因为发病，我没有上幼儿园。进大谷小学后，气喘病魔好像在我身上住出了甜头，越来越蛮横地在我体内肆虐。
于是，父亲把治好我的气喘病当作一桩大事情来抓，当作他做父亲义不容辞的职责。每天早晨六时，他就大声地催促:“喂，你想就这么死呢?还是想活?”硬把我从睡梦中弄醒，几乎不穿衣服就把我带到路上跑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天天如此。
至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年的五月份，已经到了换季的时候，气喘还没有缓解，就是走路也是难受，但父亲仍然叫我在凹凸变化很大的西大谷跑步。
我的嘴唇已经发紫，呼呼地拼命喘气，好几次停下步来吐唾沫。忽然我背后传来“呼”地一声，紧接着背上袭来一阵剧烈的疼痛。父亲折下一根柳条当作鞭子，脸色严厉地说:“难受得吃不消的话，死了也没关系，再跑！”奇怪的是，人体内似乎还存在自己意识不到的力。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觉得那鞭子的抽打声就像是宣告同气喘病魔诀别的礼炮。要是父亲一时同情或态度软一点，恐怕我的长跑就坚持不下去了。
在大雪纷飞的严冬早晨，父亲叫我只穿一条裤叉，而且赤着脚跑步。我以为一定会患感冒，冻伤脚，后果严重。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一般人无法接受的严酷训练，在我心里逐步产生了信心。我想，我也有其他人那样的体力，我一定会有的。
事实上，自从开始长跑后，哮喘的发作逐渐减少，而且间隔也长了。当我坚持了四年长跑后，长期赖在我身上的病魔终于被每日清晨的马拉松赶跑了。有幸的是这个病魔从此再也没有光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