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姐经常以肖伯纳的格言勉励自己:“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她73岁从顾委会退下来离休后，并没有想歇一歇，把工作和学习放下来，而是又投身到另一个老人天地，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
首先，她参加了广州市老干部大学学中医和经络学，把在文革时被折磨患上的心脏病，摸索着用中医经络理论和气功方法来治疗。在4年的学习期间，她每课必到，从不迟到早退;每课必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从不马虎了事;每课必认真抄黑板，做笔记，一丝不苟，一字不漏，从不间断。她说，“一个老人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过去长期因战争环境不允许或工作太忙，无暇坐下来学习，现在有机会坐下来学习，这是难得的机会”。她把青春年代曾经追求过的东西重新作为追求的目标去争取，把老年的人生当作青年过，仿佛又回到充满活力的青春年代。她在学习经络的同时，仍然天天练功，从不间断。由于她的坚毅不拔，勇于实践，经过自我的点穴治疗和气功治疗，她的慢性心脏病竟然被治好了，甚至可以帮助家人医治一些小病痛。她经络班毕业后，还参加了广州市经络点穴专业委员会，经常到一些单位讲课，传授经验，也经常听到一些有关气功方面的报告，从而使她越学越想学，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年轻，身体也越练越充满活力，不感到衰老和疲倦。
在老干大学学习期间，她参加了该大学组建的关心下一代讲师团，经常到一些中小学校、党校和市直机关讲课。因她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革命经历和人生真谛，向广大青少年讲理想信念，讲人生哲理，向广大党员、于部讲党性、讲党风，深受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她第一次讲课是在登峰中学的礼堂里，全校学生穿上整齐的校服，戴上红领巾，列队吹号击鼓欢迎。讲课期间全场鸦雀无声，全神贯注。课后，全场热烈鼓掌，一位红领巾代表上前给她系上一条红领巾，她感动万分，她说:“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使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变得年轻了!”这次讲课的体会，使她意识到应该让更多的离退休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的讲师团，发挥他们教育青少年的作用。于是，她亲自向当时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汉青同志提了建议，张汉青同志十分重视，很快就召开了这方面的会议。广州市的老干部讲师团蓬勃发展起来了。
十多年来，郑大姐一直坚持在讲师团讲课，从不计较报酬，从不讲究讲课条件。每次讲课都用生动的事例，个人和党的经历来鼓励广大青少年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积极向上，做一个对四化建设有用的人才。例如，有一次她在中山二路小学讲《苦难的童年和幸福的童年》，用旧社会穷人孩子的童年和今天新社会幸福孩子的童年进行对比，使全校学生听后，很受教育和感动。有一次，党的“七一”生日，她在朝天路小学为1-6年级的小学生讲党的七十年奋斗史。她用形象的、生动的、讲故事的方法，带着激动的心情讲党的历史，全校学生肃静听课，不少学生认真做笔记。课后，她听取学生对讲课的意见，学生们竟然说:“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好的党课。”郑大姐心中突然想到原来童心与党心是相通的。
郑大姐经常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话来要求自己:“共产党员就是义务的宣传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宗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七年前，当我在《广州日报》上拜读郑大姐所写的《老年当作青年过》一文的时候，深受她离休后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和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教育工作的热情所感动。今天，因为工作需要，我又有机会直接采访了郑大姐。她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仍然是那么思维敏捷，神采奕奕，声音爽朗，谈笑风生，仍然活跃在关心下一代的讲坛上，同青少年讲理想、讲人生、讲传统。我想她的“老年当作青年过”的格言，应该是激励她永葆青春、坚毅不拔、充满活力、勤奋不息的动力吧。
在采访中，郑大姐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她的专著《我走过的路》，一本是她与杨应彬同志合著的《金华集》。她说:我的一生、我的理想，我所走过的路，都在这两本书中记录下来了。我所以勤奋不息，不敢怠慢，活到老，学到老，战斗到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教育了我，抚养了我。共产党是我的母亲，我是党的女儿，终生为党努力工作，是女儿对母亲的毕生宿愿和使命。
郑大姐告诉我，她是江苏省海门县灵甸镇人。父亲靠做学徒，母亲靠洗衣服来维持家计。当她出生的那天(1919年5月6日)，天空下着倾盆大雨，母亲是在家中分娩难产失血过多而不幸去世的。当她踏进人间的一瞬间，母亲就离开人世了，这是多么的不幸啊!父亲也因悲伤过度很快也离开人世了。她这个不幸的孤儿，是靠祖母和姑妈带大的，后来是靠党一手哺育成长的。
她在小学读书时就受到“打倒列强，救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她就与上海女中的一些同学主动上街募捐，把募捐得来的钱全部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她们还准备乘火车北上参加义勇军，后被姑妈发现，多方规劝而没有去成，但抗日救国的决心一直隐藏在她心窝里。
她在小学读书时就受到“打倒列强，救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她就与上海女中的一些同学主动上街募捐，把募捐得来的钱全部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她们还准备乘火车北上参加义勇军，后被姑妈发现，多方规劝而没有去成，但抗日救国的决心一直隐藏在她心窝里。
1937年，郑大姐就读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被日寇飞机轰炸了，她的行李也被炸毁烧光。于是激起了她投笔从戎的决心，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开始她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做义工，照顾流离失所的难民，后来加人了上海青年救亡工作队。在浙江金华工作时，他们遇上了以张发奎为司令的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恰巧该队需要一些女宣传员，于是郑大姐加人该队工作。战地服务队是由张发奎请郭沫若推荐的文化人组成的，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并成立了受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地下特别党支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张发奎部队的抗日统战工作，做士兵的政治工作，做战地的群众工作。从此，郑大姐就在特别支部的教育下，很快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地下党员，直接受杜国库、左洪涛、刘田夫等老党员的领导，并与杨应彬同志一起战斗，结成连理。张发奎的部队在抗战中步步后撤,从江苏、浙江，经武汉、长沙、韶关、惠阳，最后在广西柳州、桂林、百色、南宁一带活动。该队和一些同志也随部队在各地奔走，做了大量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支部的同志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像一颗颗灿烂的明星闪闪发光，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郑大姐在演剧队当过队员，在长官部同乐会当过管理员，在广州儿童剧团当过政治指导员，在张发奎办的志锐中学附小当过班主任，在柳州窑埠街实验小学分校当过校长，在译电室做过译电员，在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当过干部等。她在这些公开身份掩护下，做了大量地下党的工作。至1947年内战爆发，他们接到党的指令才秘密撤回香港，回到党的怀抱。在香港期间，郑大姐担任了港九妇联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港九妇女运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她又随党组织进人闽粤赣游击区，接受培训干部的任务，为解放广州培养接管干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她随华南工作团经从化，午夜进人广州沙河，拂晓赶到爱群大厦接受接管广州的光荣任务。
广州解放后的几十年，郑大姐的工作再没有离开过广州了。她接管纺织二厂，当过接管工作组组长兼市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后任市妇联领导成员。经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直机关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市委副秘书长。后来退到二线，任顾问委员会委员，直至离休。她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项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和党员的爱戴和欢迎，不愧是一位党的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