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日寇的铁蹄正在临近，抗日烽火燃遍南粤大地。一天的夜晚，在新会县一处偏僻的房舍里，正举行秘密的人党宣誓仪式。
宣誓者是一位年仅15岁的女青年。只见她庄严地举起右手，向着党旗发出誓言:“我要永远跟着党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位新人党的女青年叫陈云英，出生于印尼，父亲是一位华侨小商人。“九一八”事件后，陈云英回国读书，那年她才11岁。在进步同学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从14岁起，她便全身心地投人抗日的洪流之中，在各项抗日宜传工作中，表现出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热情。新会高中师范学生党支部对她考查和培养了一段时间后，便派党员谢健和她谈话:“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人党以后可能会牺牲生命，也可能要过异常艰苦的生活，你怕不伯?”陈云英爽快地回答:“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
入党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人们发现陈云英虽然是个华侨姑娘，年龄也不大，但她在各项考验面前勇气十足，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她原来胆子很小,白天见到棺材都害怕，可是在地下工作中，她孤身闯黑路，夜晚睡山头，一切视若等闲。组织上要她当了新会县少年团的团长，她和一群少年群众，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顶着硝烟与腥风抢救伤员，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为他们洗涤、包扎伤口，给伤员喂粥水。血腥味使人作呕，可是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畏惧。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逆流，组织上决定革命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到广大农村去，以保存实力。从此，抗战8年的大部分时间和解放战争3年时间内，她都坚守在新会和鹤山的农村环境中。她平日以办学校和识字班为职业掩护，有时候晚上连煤油灯也没有，只好点着松香枝来照明，以准备功课。有时她要跟同志们一起晚上过封锁线，按规定夜行军不准点火和抽烟，只好用一根绳子把大家连起来，每个人右手紧抓绳索，跟着领头的走。他们爬山涉水，鞋子破了就打赤脚，最难熬的是碰上烧山烧剩下的草根头，踩上去刺得脚底起了血泡，但忍着疼痛也要走。她和同志们还经常没有饭吃，食粥、食蕃薯，甚至吃油甘子充饥。
自“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不过六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全中国。7月27日日军攻廊房，28日攻南苑，30日平津陷落。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抗日战争。
师大附中是座有名的学校，随着平津陷落，师大附中也被日军侵占。操场成了日军养马场，尘土飞扬，马粪遍地，道路毁坏，大量马匹不时进进出出。
1937年9月师大附中成立校务维持会，举行考试，录取了初中一年级新生108名，但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报到的至少在20名以上，例如有的迫于生计弃学打工糊口;有的随家人内迁;有的则不愿进被敌人占领的学校而转学……
我们是1937年人学，在校六年，1943年高中毕业的。在这六年中，我们目睹日寇的残暴，亲身感受遭奴役的痛苦，不时发泄仇恨，从中我们也逐步觉醒到;应该努力充实、锻炼自己，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五十多年瞬间过去了。中学时代不少事情，深深刻印在脑海里，到今难忘。
(一)
人学后不久，各班受命都要翻桌倒柜，找出学生自治会尤其是“民先”队的文件、资料以及图章等，全部交上去。这意味着日寇的魔爪已伸人教育领域，矛头已指向革命的青年组织。
大操场被日军占领，一年一度的全校运动会从此停办。
我们进学校得走西河沿的北便门，或厂甸方向的南门。因为西门已被占用。
课间休息时也只能到南院的小球场，打打篮球、排球。
不准听短波广播。收音机都要送检，有短波段的全部被切除。日本法西斯对占领区的统治和奴役是无孔不人的。
(二)
师大附中校训原为“诚爱勤勇”，“爱”者首先是爱祖国，爱人民，在日寇眼中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为此，1938年7月学校当局被迫将校训改为“诚敬勤勇”。
地理课本是敏感的教材。万方样(致和)老师原决定用他本人编定的《地理》教科书，只嘱将某页某句删去、更改。但不久仍被告知，须一律使用统一印制的教本，不得违反。
历史课本亦采用统一教材。其内容仅限古代。不能涉及近代史，尤其是现代史的内容。
初三以上班级增加日语课。由日本人直接讲授。同学们无奈，只得应付。
修身课采用《论语》一类古书。
此外还进行什么“集团教育”。在操场上列队走步，定期检阅，实质是“军训”的开始，为其扩大兵源做准备。
又举行什么“防空演习消火。”这是预防中国空军的袭击，而用中国人做奴隶，来保护侵略者本身的诡计。
(三)
国文老师梅贻瑞(仲符)在我们初一年级入学第一天，给我们上了在沦陷区生活的第一课。他讲课时感慨万千、悲壮沉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注人爱憎分明的情感，印象颇深。
英语老师徐文异(弼光)，上课时讲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竞选，讲述了列强之争，世界各处对日寇侵华暴行的反应等等，大家最关心的时事。
地理老师万方祥(致和)，上课时给我们讲解当时北非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在当时，这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的讲话大大启发我们青少年的正义、爱国及反法西斯思想。日寇却要万般堵杀。后来因日寇迫害，老师出走，到了抗战后方。
英语老师吴定治(文仲)，在日寇占领时期，在办公室里经常讲起内地传来的，及欧美广播中的抗日战争的消息。隔壁房间有日籍教师，他毫不顾忌，正气凛然，令人敬仰。
英语老师刘世华(祝三)，谈到祖国多难时，每每流泪。他每日从什刹海住家到附中授课，往返车费要花去几乎全部月薪，但他仍坚持教学，他认为“不教好学生，于心不安”。
日寇侵占平津后，附中几个月都没有经费。老师们在没有薪金收人的情况下，忍受艰苦，用自己的积蓄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保证照常上课，使学校教学秩序照常运转。敬爱的老师们对学生、对学校，对教育事业、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何等崇高，何等伟大!
(四)
沦陷区物资缺乏，物价高昂、民生困苦。大部分同学中午自带午餐。还有不少同学到校门口的正兴斋饭铺买窝头、花生米、咸菜。边吃边聊，戏称之为“窝头饭团”。
沦陷区现代科技信息交流困难，文化书籍甚缺乏。同学们渴望读书，走访书肆，则古书古籍比比皆是。为此，博览书法、音乐、美术书籍，使一些同学后来发展成为书法家、音乐家、美术家。
(五)
对修身课，同学诸多不满。初三时韩文轩同学写了一个纸条放在讲台上。修身课老师看到后默然不语。其后，再也没来上课。高二时也发生类似事，表达了同学们的愤恨不平。
上地理课，难免激发同学们“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毕业歌》词)的悲痛。高一时也发生了罢课的事，最后由张景华(慕之)老师来接替前任而了结。
在礼堂上音乐课。平时校内不论课前课后，均异常寂静，听不到喜悦的歌声，更没有欢乐的笑声，沦陷区的天空是那样的低沉，气氛是那样的郁闷。一些高班同学在音乐课上表示不满，既不歌又不唱，作出无音的抗议。
(六)
我们在校六年中，班级里有一半多的同学由于多种原因离校。庄惠辰(琛)、王顺成同学结伴成行，克服种种困难，奔向大后方。曹德孙同学与其弟惠孙也同去大后方，不幸，惠孙遇难牺牲。唐曼候(张人道)同学初中转学，1943年高中毕业后即偕两个妹妹去解放区，后担任交通员，经常来往于北平、解放区间……
沦陷区生活条件恶劣，医药欠缺，以致金保同同学患脑膜炎、蒋毓乡同学患伤寒、褚师渊同学患肺病等，均未能医愈，英年早逝。
1993年，在我们离校50周年时，我们以近古稀之年又回到母校，与一些同窗团聚一起，既兴奋，又激动。毕业以后，大家历经艰辛，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奋斗了44年。如果说我们还是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工作能力的胚胎形成应追溯到母校附中启蒙教育时代。饮水思源，深深感谢母校老师的辛勤教导，怀念母校传统的熏陶。
当今天母校建校95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母校永远朝气蓬勃，永远保持并发扬优良传统，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