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虽然在长勺打了一次败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齐桓公后来的霸主地位。过了十多年，北方的燕国（都城在今北京）派使者来讨救兵，说燕国被附近的一个部落山戎侵犯，打了败仗。齐桓公就决定率领大军去救燕国。
公元前６６３年，齐国大军到了燕国，山戎已经抢了一批百姓和财宝逃回去了。
齐国和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一直向北追去。没想到他们被敌人引进了一个迷谷。那迷谷就像大海一样，没边没沿，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道儿。
还是管仲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对齐桓公说：“马也许能认得路，不如找几匹当地的老马，让它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个地方。”
齐桓公叫人挑了几匹老马，让它们领路。这几匹老马果然领着人马出了迷谷。
齐桓公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以后，邢国也遭到另一个部落狄人的侵犯。齐桓公又带着人马去赶跑了狄人，帮助邢国重筑了城墙。接着，狄人又侵犯卫国，齐桓公帮助卫国在黄河南岸重建国都。就因为这几件事，齐桓公的威望就提高了。只有南方的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西北），不但不服齐国，还跟齐国对立起来，要跟齐国比个高低。
楚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来往。那时候，中原诸侯把楚国当做“蛮子”看待。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收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地变成了大国。后来，干脆自称楚王，不把周朝的天子放在眼里。
公元前６５６年，齐桓公约会了宋、鲁、陈、卫、郑、曹、许七国军队，联合进攻楚国。
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他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说：“我们大王叫我来请问，齐国在北面，楚国在南面，两国素不往来，真叫做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要跑到这儿来呢？”
管仲责问说：“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远，但都是周天子封的。当初齐国太公受封的时候，曾经接受一个命令：谁要是不服从天子，齐国有权征讨。你们楚国本来每年向天子进贡包茅（用来滤酒的一种青茅），为什么现在不进贡呢？”使者说：“没进贡包茅，这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进贡。”
使者走后，齐国和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一直到达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召音ｓｈàｏ）。
楚成王又派屈完去探问。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请屈完一起坐上车去看中原来的各路兵马。屈完一看，果然军容整齐，兵强马壮。
齐桓公趾高气扬地对屈完说：“你瞧瞧，这样强大的兵马，谁能抵挡得了？”
屈完淡淡地笑了笑，说：“君侯协助天子，讲道义，扶助弱小，人家才佩服你。要是光凭武力的话，那么，咱们国力虽不强，但是用方城（楚国所筑的长城，在今河南方城北至泌阳东北）作城墙，用汉水作壕沟。您就是再多带些人马来，也未必能打得进去。”
齐桓公听屈完说得挺强硬，估计也未必能轻易打败楚国，而且楚国既然已经认了错，答应进贡包茅，也算有了面子。就这样，中原八国诸侯和楚国一起在召陵订立了盟约，各自回国去了。
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
齐桓公趁此机会，又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会合诸侯，招待天子使者。并且订立了一个盟约，主要内容是：修水利，防水患，不准把邻国作为水坑；邻国有灾荒来买粮食，不应该禁止；凡是同盟的诸侯，在订立盟约以后，都要友好相待。
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像这样大的会合，一共有许多次，历史上称做“九合诸侯”。
公元前６４５年，管仲病死。过了两年，齐桓公也死去。齐桓公一死，他的五个儿子抢夺君位，齐国发生了内乱，公子昭逃到宋国。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就结束了。
实践证明，婚后的确没有影响工作，相反却成了旅程的加油站。这时，四平分版的工作更加紧张起来，先我而来的柳松同志采写了不少工商业方面的消息和通讯;我也不甘示弱，虽然在此之前，我一直从事内勤通联工作，但在分版常常缺乏地方稿件的情况下，迅速适应外勤工作，整天冒着酷署，头戴草笠来往于天桥东西，和市委大院之间(当时分版寄居此处).记得一次，我采访榨油工人李川江(后来的省劳模)时，回去后洋洋洒洒写了两千来字，经老黄删削，发表时只留了五六百字，从此我注意写消息的要领，尽量做到言简意赅。写通讯的要领也是在这里初步掌握的。开始自己很欣赏许多描绘之笔，到了主编那里文字要求极严，有时大笔一挥所剩无几.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经探讨，原来还是抓不住要点，分不清主次，写通讯要求有点文采，但不等于不分轻重滥施粉墨.当时，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了，说话也不必客气，反而受益匪浅。
这年的夏秋之交，白城子胜利报社随着省会搬迁到郑家屯.《四平分版》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奉命到郑家电会师。前后方的同志们重逢自是一番热闹景象，同时，还迎来了《路东版》的肖白门、张继彬、边学义、孙铭惠等同志。人多了，分工也有所变化，组织上分配我跟随老黄办副刊，这时，居住条件也略有改善，我们有一间平房，半边办公，半边炕，工作起居都很方便.记得在“九·一八”纪念专刊上，我写了14年亡国奴生活中印象最深的一页，老黄给加上了“女知识分子的回忆”标题;秋汛时期，我采写了人民政府救灾的文艺通讯“水”.这期间在老黄的扶手教练下，我的文章开始跳出了一般化的圈子。
入冬，`为了加强通俗化的宣传，《胜利报》又办了《老百姓》版。我重新回到纪潜同志领导下，和边学义同志一起作编辑工作.主要任务是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及本报的社论等大文章，进行通俗化的缩写，使老百姓能够看懂;还把劳模的事迹改写成顺口溜和小故事，使群众能读上口。为了进一步了解贫下中农翻身后的生活、生产状况，领导上还派我和边学义同志一起深入到双辽的郊区，组织农民读报，搜集群众语汇，这些都为后来的编采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直到1949年1月.随着辽北省委的建立，《胜利报》跟随省委开进四平，改称《辽北新报》为止。我在《胜利报》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400多个昼夜，那里是我终生难忘的新闻事业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