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采用内阁制，行政权力归英王，伊丽沙白女王是加拿大官方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总督代表英王行使权力，实际由内阁行使。总督下设枢密院，成员包括本届和历届阁员、前议长、皇族成员、加驻英高级专员和省长等。内阁由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其领袖担任总理.各省设立省督、省议会和省长、省内阁。
加拿大和美国都曾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但两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则不同。美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因此美国的立宪指导思想注重强调自由、平等，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美国宪法规定，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美国人的权利。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是在英帝国和英联邦内部，通过和平手段，采取协商、妥协等方式于1867年赢得独立的，加拿大从未打过革命战争或者内战，从未倡导过伟大的社会或者政治运动，从未产生过杰出的世界领袖，也从未犯下过令人难忘的暴行。因而加拿大宪政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和平、协商手段解决争端。加拿大崇尚“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管理”(Peace,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从历史到现实，这一直是加拿大人追求的目标。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所谓“和平、秩序和良好的管理”，就包含着服从，包含着历史上加拿大与英国的良好关系，包含着和平安宁，包含着美好的有秩序的环境。这与美国强调的以斗争获得权利和幸福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美国比加拿大革命和进步得多，加拿大显得落后和保守，但事实上，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加拿大并不比美国逊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加都是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加拿大人以热爱和平著称于世，美国人则以“国际宪兵”著称于世，因而美国的国际形象不如加拿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上，美、加不分上下。在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程度方面，美国就远不如加拿大，加拿大的枪械管理法严禁个人拥有各种武器，而这在美国会被判成违宪。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在加拿大会比美国更安全。一般认为，加拿大是一个比美国更为仁爱、文明和公平的社会。
但也要看到，虽说加拿大也是当今西方七大国成员之一，甚至早“在100年前，加拿大总理Wilfrid Laurier宣称20世纪将属于加拿大”(A Citizen's Guide to Government, by C. Richard Tindal, McGraw一Hill Ryerson Limited, 1997, P. 313)，但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相比，加拿大毕竟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未能真正成为加拿大的世纪。
与此相关的一个体会是，加拿大的学术研究界缺乏美国式的战略思维。多年来，在与美国学者、外交官及军界、智囊的接触中，常常感到他们确实是从超级大国的思维定势出发，从维护美国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出发，而谈古论今，并提出一整套相应的理论框架，他们的话题涉及的领域不但广泛而且颇有深度，往往具有战略性。在美国我们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同行与朋友，如原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等。当然，美国方面的许多设想也往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视角，例如在对待中美关系问题上、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就往往没有站在应有的战略高度。但是无论如何，我感到，美、加学者与外交官之间是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两个国家毕竟国力不同，他们在国际上所追求的目标也有差异。例如，加拿大的一个国际研究机构有一个香港研究项目，可是它不是像美国那样研究香港在中国发展及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是研究香港间题在中美、中加关系中的角色转换等重大问题，而是仅仅借助香港某家族的捐助而为其立传。
给我的一个明显感觉是，加拿大的中国研究没有美国那样下功夫。我在多伦多大学与约克大学系统地选听了4门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战略研究:地区安全与冲突处理、社会体制的转型:后冷战时期考察及中国外交)，也参加过不少有关的Seminars与学术活动，连蒙特利尔银行总部举行的“东亚金融危机”早餐会、加拿大驻华大使及驻新西兰大使在国际问题中心的早餐报告会等，我都按时前往。除了练习听力外，也参与英语口头表达，在众多的国际学术交往中锻炼实际英语能力，曾与加拿大的一些教授、学生就中国问题展开过辩论，如对中国国内改革、对台海局势、对美国“五·八炸馆事件”、对美国发展NMD与TMD计划等的看法等。但总的感觉是，即使在相当有名的大学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里，也缺乏专门的对当今中国事务的深人研究，与我曾接触过的美国D. C.(首都华盛顿)学术圈的氛围大不相同。按说创建于1827年的多伦多大学(1851年由金斯学院改为今名)是享誉盛名的学府，该校的招生简介中将其列为“加拿大第一”，该校教授在Hart House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对我说，多大在加拿大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可是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中国研究，主要是历史、文学、语言方面的项目，几位在读博士生无一选择现实问题的，多是关注“红学”、宋词等。刚刚庆祝建校40周年的约克大学，是一所多学科、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也仅设有东亚研究项目，把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甚至韩国并列。在1999年4月朱总理访问美国前后，美国的舆论界、学术界显然把这一重大事件作为热门话题进行炒作，而加拿大方面却显得较为平静，相比之下，多伦多的“民运”、“台独”及“藏独”势力反而借机活动起来。这期间，我曾自费到加拿大外交及国际贸易部就我国总理访加及中加关系拜访过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包括中国处处长余思本(Bruce Jutzi)等，也陪同中国记者团就同一话题对当地学术名流进行过采访。
当然，并不是说加拿大就一点也不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在多伦多大学Roberts Library八层的“东亚图书馆”里，除一小部分日文、朝文图书外，基本全是中文图书了，有些中文学术杂志也能及时上架，供人们阅览，而且这里的互联网完全可以接收中文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的那场早餐会演讲，还是吸引了不少国际问题学者;在“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研究生课上，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辩论也是颇为激烈的;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竟收集了我所出版发表的全部著作，如《举世关注的中美关系》、《大洋季风》(主编)、《外交谋略》、《国际安全战略》、《中美交往实录》、《美国的决策及其中国政策透析》等，而且又分别加了一层保护封面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醒目的书架上。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加拿大是一个十分务实的国度。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亚太事务机构，1998年底我应该基金会研究部主任胡元豹(Woo Yuan Pau )邀请，参加了由该机构主办、有中、美、日、新加坡、加拿大、菲律宾等国代表出席的国际研讨会，我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并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问题，在后来与他们的多次接触中发现，他们侧重于研究加拿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问题。就连我所在的联合亚太研究中心也对与中国有关方面的经济、环保项目合作颇感兴趣，中心主任Froli。教授早在70年代曾是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现在每年都要来中国，不仅要进行国际问题及亚太事务的学术交流，而且与清华大学合作“非政府组织”项目的研究，与大连等地合作建立千部培训、环保项目合作等。就在1999年，联合亚太中心又与皇后大学等机构合作创办了“亚洲商贸学会”(Asian Business Consortium)，从而将有关务实性的商务活动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机制化。据多伦多大学一位教授讲，加拿大大学教授以自身优势开办公司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我所接触到的美国同行却很少谈论他们从事的具体事务，总是爱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及对美国战略地位的影响等角度发表见解。
一般认为，在美国得病了不得，而加拿大实行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the social safety net from womb to tomb).加拿大有学者认为，“加拿大与羡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加拿大的全民健康医疗制度((one of th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S is our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有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加拿大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特征之一”(见我在多伦多社区图书馆参阅的书籍A Citizen's Guide to Government，by C. Richard Tindal，McGraw一Hill Ryerson Limited，1997，P. 3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