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信陵君有过评述，赞日:“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十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对此找不敢苟同，略作小议。
我以为信陵君“不耻下交”之意在于“名冠诸侯”，有其私心。
当信陵君闻有隐士日侯旅，“自迎侯燕”之时，“公子执髻愈恭”、“公子颜色愈和”之状甚为做作，而为迎侯生让满堂魏将相宗室宾客坐待久等，实为就其本身之“喜士”之名，而做出愈礼之举，造成“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
当秦军于长平一战大败赵军，危逼邯郸之时，平原君“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之时，信陵君并未急人之困，起而往救之，但当平原君使人让曰“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自忖:不救赵不义，尚关系其姊生死，恐为外人耻笑，毁其名声，才有“数请魏工”不成而矫夺兵符的行为。
信陵君“欲以客往赴秦军”之前，见侯生时，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心不快，日:“我岂有所失哉!”觉得侯生负他，“恨之复返也”。由此可见信陵君结交士人的目的是为利用其智其忠为自己服务，并非无偿。
对于信陵君其后利用自己曾有恩于姬，请如姬盗兵符，为矫夺晋鄙军，而斩杀魏国“唯暗宿将”晋鄙，不仅背弃本国，而且破坏魏国军事力址，采用的手段更体现其“为人排患，实为有所取”的处事原则。他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其“高义”。
曾闻:“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而信陵君之所为，其所谓的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和急人所困的义勇精神皆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