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面临破产，十七岁的我离开了学校，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漂泊着。
第一站—东北要市锦州。
《锦州日报》的刘老师—我的责编，帮我找了一家书店。书店很阔气，据说是全市最好的书店，我很庆幸。工作虽然清苦了些，但毕竟是个“有氛围”的地方，只可惜好景还没有我的头发长，我便被炒了—因为我不止一次的犯了店里的规矩—营业时间不准读书。这规矩就如同一位母亲将乳头放进婴儿口中，而不让其吃奶一样，没有办法，我只好领了几角工资，夹着铺盖卷“走而了之”了。
举目无亲，投向何处。第一次，我将行李铺在东站那冰冷的地板上睡着了。第二天，我夹着包裹在市井中乱窜，竟没有一家店面肯收留我，无奈之下，我只好“偷渡火车”来到了我漂泊的第二站—东北第一大市，沈阳。
走出车站，心中似乎轻松了许多。蒙蒙的小雨，蒙蒙的天空，还有人们蒙蒙的面孔。摸了摸贴身口袋，硬硬的还有一枚硬币存在。寻思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一位联系较为密一切的笔友打了个“求救电话”，放下电话，我竟落泪了，第一次品味到—泪水原来是这样的咸涩。
不一会儿，笔友和他的父亲开车把我接去了，这样，我便在他家的“东方之珠”酒歌城落了脚。
开始的几天，笔友常常跑来看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作品问世，供他先睹为快。我有个习惯，没发表的东西，只允许编辑一人看。后来他不来了。我于是和其他打工的一样，日里在台前台后忙活着，夜里将包间内的椅子一拼做床，铺行李便睡。老板对我还是不错的，让我负责前台的帐目，但不准我触及货币。打焊之后，我便“铺”上“床”，拿出稿纸来写些尚可以换点钱来的文字。
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三个月，投出的稿子也有了回音，除却两份样报外。就如石投海了。这就好比一个喜欢养狗的人，拿个包子，想和狗换些粪便做肥，可这狗却吝裔得很，只是放了个屁而已。
于是我继续我的创作，这时候，晓兰闯进了我的世界。
一天打烨之后，我正伏在“床”上赶稿子，她敲了敲门，走了进来。望着这位十七八岁的前台服务员，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但转瞬即逝了。
“小野，帮我看看稿子。好不?”
我吃惊地看了她一眼，接过了稿子。读罢，我惊异于我面前的这位女孩儿了：一头披肩长发，眉毛，眼睛，还有鼻子乍一看，一点儿也不愿去看，别扭极了。细看时，才发现布局还很合理的。便多看了几眼。
“我的大作家，提提高见吧—”
那有什么高见低见的。这个比我写得强多了……”
真的没有想到，我开始怀疑这是上帝的安排，在人生地不熟的沈城的餐厅里，竟遇上与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
晓兰的家是河南的，中考失利后离家出走来到这里打工，这儿是她的第三个打工点了。本想打听一下具体情况，却想起了同学告诫我的一句话：你对一个女孩越是了解。越是证明你爱着她。我便将到了舌头尖的话给吞了回去，噎得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看着她的样子，忽地有了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久别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是久别的故友重逢的惊喜。
只恨那不懂事的保安，近凌晨时，他敲了敲门，示意晓兰离去。外面蒙蒙的下起了小雨。我说，稿子先放我这儿，我送你回去吧。
她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十分破旧的楼，看样子远不及兵马俑年轻。我小心地踩着凸凹不平的楼梯，像踩一团豆腐渣似的，生怕一个不小心踩它个碎骨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