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与宠妃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召翰林李白吟诗助兴。李白酒醉，命宦官高力士为其磨墨拂纸，即席写就《清平调》三首。应景之作，在李白是毫不费事，正象在一旁侍候的高力士说的：“放屁还没有这样快！”李隆基看了诗很高兴，赐饮。李白借酒，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加以奚落。高力士是大太监，天子称他为兄，诸王称他为翁，驸马、宰相还要称他一声公公，何等神气，怎能吃李白这一套，靴是给他脱 了，但从此记恨在心。后来他在杨玉环面前捣鬼，把李白的官给罢了。原来李白诗云“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在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所用的典故飞燕，是赵飞燕。赵飞燕因貌美受宠于汉成帝，立为皇后。后因淫乱，平帝时废为庶人，自杀。本来李白是用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没有讽刺杨贵妃的意思；高力士却说诗中的赵飞燕就是指杨贵妃，是故意侮辱她。杨贵妃“恍然大悟”，非常恼火，便在唐明皇面前讲了李白的坏话。
李白是个诗人，未免天真，在用典上不慎重考虑，被人钻了空子，连个闲官翰林都作不成，罢官而去了。
李隆基眼力非凡，识得李白的“非廊庙器”，任他“长安市上酒家眠”，也任他“五嗦出西京”，就是不肯给他个像样的官做，更不会招聘他当宰相。这件事，李隆基干得不算差。平心而论，他对待李白，也还过得去。我弄不明白的是当时怎么会有那许多人偏跟李白做“对头星”。有杜甫怀念他的诗为证:“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皆欲杀”，换成“文革”的语言，就叫做“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一个醉醺醺的李白，怎会激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义愤?如果嫌他喝得太多，只要不因醉而违犯“社会治安条例”，那基本上还属于他夫人管辖范围的事。当然，他的毛病确实不少，游山玩水、行侠、求仙、押妓、炼丹，等等。这些事，达官贵人们干得，李白又有何不可?最不可饶恕的也许是他的从永王磷起兵勤王，李白为此在诗中曾有所声辩，应当被视为已经说清楚了，“世人”又何必硬揪住他不放呢?因而我怀疑杜甫关于“世人皆欲杀”的说法，是否为突出他的“吾意独怜才”之心而故意作出的夸大其词的反衬?
现在细按《日出入行》的文意，对于澄清我的这个疑问，似乎窥见一点儿端倪了。
我想，李白肯定上了庄子那个古怪老头儿的当，庄子老喜欢拿自然现象跟人事现象对号挂钩。比如，他的太太死了，开始，他也像常人一样的伤心难过，继而想到，太太未生之先并无她这样一个生命，如今死了，又回到无她这样一个生命的原先状态，这变化，就像春夏秋冬的运行流转似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若为这自然而然的事情的到来而号吻悲哭，那岂非违背情理?于是他在自家门前，蹲成个簸箕式，敲着瓦盆儿，高高兴兴地唱起歌来。《庄子》书中的这段记载，肯定打动过李白，请看前面那首《日出入行》的这几句:
草不谢荣于春风，
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歇皆自然。
流动在李白这诗的韵律之中的思想感情，不完全像流动在庄子的血管里的血吗?问题就出在“不谢荣”、“不怨落”这上头。这本来并非毫无道理。风，吹到春季，自要变为春风的，春风吹了，草自要碧如柔丝的。难道春草是为了奉迎春风的意旨而绿的吗?春与风，风与草，草与绿，亦不过各行其是，各自顺乎其自然之理。它们根本无从意识到何谓主，何谓客;何谓授，何谓受。所以“不谢荣“亦“不怨落”，本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然而这番话，只宜藏在心里，心中有数就是了，万万不宜说出，因为一说出来，就产生社会效果。在社会上说什么“不谢荣”、“不怨落”，不就是提倡“不感恩”、“不戴德”吗?庄子“箕踞鼓盆而歌”，那还只是忘情于他的太太。李白这人，全身心都被酒浸透了，他实行起庄子的这一套，可没得个“政策界限”。只看他跳到水里去捉月亮公公那一出，便可断定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的推想，在他一生中，肯定干出了许多许多不知“感恩戴德”的事儿。“木不怨落于秋天”，以“秋天”自居者，本来就认为你不该有什么“怨落”之感，也许倒没什么;但“草不谢荣于春天”，以“春风”自居者，怎容得你“不谢荣”呢?哪个又不乐于以染绿了小草的“春风”自居呢?由此看来，杜甫关于季白的那句诗:“世人皆欲杀”，未必是“无影造西厢”，我倒相信是如实反映了情况，不愧为“诗史”—诗之史笔!今可例古，甚至到了今天，李白而后又经历了一千数百余年，当老百姓的仍然要以“感恩戴德”，作为获得安全感的主要手段。当然，老百姓因此却也获得了“忠厚”、“老实”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