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国学大师马一孚高呼“斯文扫地”，一声声“斯文扫地”，可见其沉重的心情。这里强调一点，周恩来总理称马一孚为理学大师，我倒觉得用理学来评定不太合情，马一孚更近心学。朱熹的理学，本四书退五经，并为四书立注，成为读书人入仕登科的准则。后陆九渊批评有支离之病，王阳明启陆九渊而领心学之大成，本孟子重五经。而马一孚亦倡孟子四端之心，认心为本体，犹重六经，也就是在五经之上再加上孔子的《春秋》。虽陆九渊阳明皆认心即理，然这里有个概念的问题，有个份量的问题，有个本位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看看马一孚这位饱读圣贤诗书以及学贯中西的学者的精神吧。他潜心做学问，认为读书的作用就是修养身心，慢慢养成圣贤人格，至于发展其他都不能偏离这个本宗。这点很符合儒家的存心养性。他不畏苦寒，有人称他为今世之颜渊。这是真正文人的耐力。他诗歌书画样样拿手，孔祥熙向他求字，他不写。他学问高，有威信，直系军阀孙传芳登门求见，他不见。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请他应教，他不应。蒋介石请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还把老蒋狠狠地骂了一顿。这是真正文人的风骨，他认为学问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要用到真正有用的地方。他的妻子死后，他立誓终身不娶。这是真正的感情。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不在做一名隐士了，而是四处奔走宣扬爱国精神、民族精神，他慷慨激昂。日本人投下的炮火在他身旁炸开了花，他毫无畏惧。他向蒋介石求要经费组办学院，蒋介石不予，他便靠卖字画一点一点地筹办。建国后，中国的自尊自信没有了，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都开始崇洋媚外了，他又站了出来，大力宣扬国粹，同样是慷慨激昂。这是真正读书人的大义使然。他是一直主张读经的，他认为儒家的六艺（也就是六经）涵盖了所有世间之至真、至善、至美，而世间之至真、至善、至美莫出于心，他把心推到极高的地位。虽然他认心是本体，但是他也不反对唯物的，他还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人。文革那时，这位读书人带着沉痛逝去。这就是以前书院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与现在学院培养出来的读书是没有可比性的。
讲那么多的如果，说没有意义吧也有意义。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要去认清它、去正视它，而不是去拿扭曲的东西说事，更不是刻意地去歪曲。中国民族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认清事实、追朔正渊、正本清源。把华夏民族真正的精神继承流传，发扬自强不息、自尊不贱、自信不屈的性格。
我爸爸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他有五姊妹，在家排行老四。十岁那年，他上山放牛，掉下山崖，摔断了脊梁骨，家里没钱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成了一个驼背。
改革开放后，他就北上打工，没挣到什么钱，天天与人打架斗殴，做了几十年的混混。
四十多岁时，因为惹事生非进了监狱。听我三爸说，我爸爸刚进监狱时又黑又瘦，出狱时一白二胖，让他们白担心了大半年。
出狱时，监狱长都舍不得他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监狱生活太过乏味无聊，而我爸爸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吧。我爸爸说狱长还给他介绍了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只需坐在办公室摁几个手印就可以了。但他以自己没文化为由推辞了。出狱后，我爸爸回了老家，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也一直没有结婚。直到五十岁，经人介绍，与我妈妈认识，组成了一个新家庭。
他们结婚时，没有婚礼，也没有扯结婚证，只是请了我们家几个亲朋好友吃顿饭。我妈妈十二岁时，听人挑拨离家出走了。一方面是我外公对她严厉，另一方面也是她没主见。听到风就是雨。结婚时，她才二十岁，说自己是个孤儿，我爸爸就信了，没有通知我外公外婆。
结婚后，我爸爸什么事都顺着我妈妈，一点农活也不让她干。
一年后，我出生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清贫而快乐。后来，外公找来了，当他得知自己女儿跟一个五十多岁的残疾人结婚时，非常激动，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可有什么用呢，我都已经一岁多了。看着自己外孙女软糯糯的一声声“外公”，他就心软了，但要求我爸爸重新修一座房子。
我爸爸只好到处借钱，房子还没修好，我妈就受人挑唆，卷起家里修房子的钱跑了。我爸爸猜她回娘家了，就带着我去外公家找她。我们到的时候，她正背着一框猪草往家走，我哭着叫她：“妈妈！”她猛然回头，向我们飞奔过来，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我们仨抱头痛哭，我们也没有责怪她回家后，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那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2004年3月17日。我和爸爸还在睡梦中，我妈妈再一次离开了我们。这次，我和爸爸没有四处找她。我爸爸一个人艰难地带着我，有人劝他把我带出去。他说：“我自己的女儿，我不可能把她带给别人，万一她在别人家受了委屈怎么办，再说了，我女儿这么乖，我也舍不得。”爸爸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我最好的。而自己几年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繁星满天的夜晚，我和爸爸躺在院子里的长凳上乘凉，他给我出谜底让我猜：“白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住个人，城外嗡嗡叫，就是不开门”……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第二段快乐的日子。
之后的几年，我们经常听人说她在天池，在高码，在独柏树出现，后来又嫁了人，扯了证办了婚礼。从此，爸爸不再提她。
小学课本上有这样一句话：“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没有灵魂的”。但我希望我是一个有灵魂的孩子。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我妈妈能从天而降，给我一个惊喜。出现在我的寝室，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可是我等了十几年，盼了十几年，也失望了十几年。
如今，我已经十七岁了，再也不去想那些不现实的事，但我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热情，因为是我爸爸一天天把我养大，我要陪他慢慢变老。
父亲排行老大，兄妹四人，文革时期由于爷爷曾做过生产队长而被批斗，无暇顾家，年幼的父亲辍学回家挑起了一家的大梁。队里争取公分，家里砍柴，挑水，照顾弟妹，像个成年人一样度过了童年。
父亲的愿望是做个服装设计师，但那时不叫服装设计师，叫裁缝。于是，就到当地裁缝铺里做起了学徒。那时正值饥荒，饭都不能吃饱，谁还有多余的钱去做新衣服？说是裁缝铺学徒，倒不如说是裁缝师傅家的长工，帮师傅挑粪，种庄稼，干最累最脏的活。
在师傅家，父亲唯一的收获是爱情，与同是做学徒的母亲结婚了。那年父亲19岁。母亲17岁。zuowenketi.com
我想父亲母亲是情投意合的，因为我和哥哥在他们婚后三年就陆续来到了这个世界。八十年代的农村，除了极少数吃商品粮的富裕户外，普通农户甚至还不能温饱。本就艰难度日的家庭，再养两个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五岁之前是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的，因为那时父亲为了让母亲和我们早点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日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在黑龙江还往北的极寒之地打工，为了节省路费，五年竟没回过一次家。父亲回来，盖了一栋两层洋楼，在村里人羡慕的眼光中，父亲领着我们一家住了进去。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父亲牵着我的手时，手上的老茧扎得我生疼。
九十年代，农村普遍富裕起来，都琢磨着盖房子，父亲转身一变，成了一个石匠，每天去深山，用火药把悬崖炸开，再把石头运出来卖给修房子的村民，深山老林，只能靠人力一块一块的用背篓背。
每天虽然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对我和哥哥的关爱却没有丝毫减少。我的上学路是在父亲的背上，山路崎岖陡峭，父亲把我和哥哥放在一个背篓里，背着我们上学，放学，时时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直到我上小学三年级。期间，光是背我们兄妹的背篓就换了又换。冬天，总是细心地给我们把袜子穿了一双再穿一双，说寒从脚下起，自己却穿着光鞋。吃饭时，父亲的碗里永远都是土豆，红薯，从不沾一粒米。而我们碗里却是白米饭，没有一丁点土豆，红薯。
九十年代末，憨厚、勤劳、朴实的父亲因为轻信他人，帮别人担保，欠下二十几万元的债务，在那个人人还在争取做个万元户的时期，二十几万对一个农村人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父亲再次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做起了农民工。早上五点起床干活，晚上十一点才收工，我跟在父亲身边，亲眼看见夏天的毒日把父亲晒得连脚背都是黑的，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活动板房冻得瑟瑟发抖。年底讨薪的艰难，让父亲本就沧桑的脸上更添苍老。腊月，别人都在爱欢天喜地地办年货时，父亲却是去债主家声声恳求，再宽限一年，再宽限一年。zuowenketi.com
十年，整整十年，父亲不知道洒下了多少辛酸和血汗！终于还完了连本带息的债务。曾经魁梧的身躯佝偻矮小，曾经挺直的脊背弯曲如虾，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父亲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那年，父亲五十岁。
这么多年为家，为生活付出的父亲，本以为可以在家好好孝敬父母的时候，爷爷奶奶相继离世。一向坚强的父亲痛哭失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让父亲备受打击。因为悲伤过度，面部神经出现轻微的坏死。
前年，哥哥的肉鸡养殖厂因为疫苗问题，导致血本无归，去年投资香菇种植又是有去无回。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边劝哥哥不要消极，一边承包了两个砖厂，没日没夜地干活，帮哥哥还着巨额贷款。几次劝说父亲少干些活，父亲都不听。zuowenketi.com
去年回国，看着苍老的父亲，看着一生劳累的父亲，到晚年还不能安度，却说不出一句可以安慰他的话来。反倒是父亲叮嘱我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
父亲啊，您的上半生已经够苦够累的了，往后，别太辛苦了，担子交给我和哥哥吧。女儿爱您，说不出可以感动天地的话语，只能借这些浅薄的文字，来感谢您那浓浓的父爱。
记得那是文革前的“五一”。天安门广场要搞庆祝活动，我校有一批节目要上，每天操场上都在练。我只记得两个由专家指导编排的集体舞蹈，而且都是男生跳，一个是高三陈永康领跳的“骑兵舞”，一个是高二安国领跳的“大刀舞”。
骑兵舞的演员个个穿戴得很帅气:扎着武装带，顶着大盖帽，一身“国防绿”脚蹬高筒马靴，“踢踏”作响的节奏，巧妙变化的队形，再加上领舞者挥动着大红旗、高难度跳跃、然后落地劈叉等系列动作，在《骑兵舞曲》的伴奏下，煞是赏心悦目。
大刀舞的演员则一副黄土高坡的打扮:中式小褂，腰间缠着一圈红布腰带，头扎白羊肚毛巾，领舞者在“大刀向……”这歌曲开始的同时，举着大片刀从后面踩着由七八个人搭成的人桥，跑到队首，从人家脑袋上一跃而下，然后是一串耍大刀的舞姿。那个舞共搭两座人桥，于是就有两个人跑过。安国跑得挺好，虽有点驼背，但动作还刚健，他是近视眼，但跳舞时没戴眼镜，眼睛还显得很大;另一位“过桥者”就笨啦，两次从人桥上滚下来……
如今，跳那两个舞的人都五十多岁了。陈永康是军旅作家，还和我们“初二(1)班”聚会过;安国兰十多年前去内蒙擂队和我在一个村……
沙白的所谓“小花闲草”一类的诗歌，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于近一二年内渐见成熟。现在略举二三，谈谈他另外一些方面的进展。
“语言”—
沙白“文革”前如《水乡行》诸篇，终嫌太接近元人“小令”，未彻底破掉古典诗词的语言结构形式。言为心声，古老的语汇、古老的语言结构形式，很难传述当代人的生活节奏、方式和情状;很难表现当代人的气质和呼吸。新诗若不跟古典诗词从语言上。(其实即从形式上、姿态上)拉开个距离，终受古典诗词的羁糜或如它的余波未息。沙白近年诗中运用的语音，多从新鲜口语中提炼得来，使得“小花闲草”面貌一新。
“眼光”一一
《杏花春雨江南》中的诗，还多是纪录性的，诗人的眼光往往为外界的人、事、物所牵，且不能完全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而是为某种需要寻觅印证。现在他诗中的人、事、物才逐渐鲜明地见出诗人自己的选择，反射回诗人自己的眼光。文学中有这种情形，极有文采者，偏追求古拙;极有热情者，偏写得冷峭。沙白的擅于“平淡无奇”，我不信他胸中略无一点晕确块垒。可以断然地说略无晕确块垒者，但可平庸而不能致于“平淡”。李清照若无“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那一面，她笔下的“愁”字，也难以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别是一家”的味道，充其量一般的“闺怨”而已。我们知道，沙白写了那么多长的、短的政治抒情诗，以量论，花去了他的精力的三分之一。所以，他的“小花闲草”，又哪里是真正的“游手好闲”?又哪里有纯粹的“闲”?不然，诗人何以能于一叶凋零上，见秋之寥廓与空灵;又何以能还这凋零为绿色的生命和热血呢?这已经不是以一般的眼光看外界的人、事、物，而是以一颗未必不有华确与块垒的心在审视人生了。这情形，可藉诗人自已的那首《无题》来说明:
借诱山作桥墩，一道彩虹，
横跨在浩渺的太湖两边。
一定有两领热恋的心，小心翼翼，
从两端飞快走拢，相会在中间，
你说，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是你没有学会用心作双眼。
“笔锋渐离诗笺。”—
诗可入木三寸，实处搔痒;亦可笔落诗外，空中传恨。种种笔路，都无不可。沙白近年的诗，似乎在寻觅一种超脱的笔路，力求不拘泥于人、事、思想、主题;不从单一的人、事、思想、主题出发，将这一切打乱、揉合，弃其胎骨，摄其魂灵。如，《芦荻与红募》:
芦荻与红尊,
结合于秋天。
把湖波当明镜，
来到水跟前。
她看到了满头的白发，
他看到了破碎的朱颇。
这是写的什么?何人?何事?何种思想、主题?说不清。但有一点是确切的，它写出两道相交成“x”形的眼光。于是集类型的人、事、思想、主题，皆可从这里“x”形的眼光中味得。司空图《诗品》有云:“不看一字，尽得风流”;“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沙白的“小花闲草”，不有点仿佛似之吗?
三十年一觉诗坛梦。沙白跟他“小花闲草”一起进入了生命的秋之季节，渐渐地臻于成熟了。“望大堤，草尽红心”，“小花闲草”也有果实，不知可得人们的略予珍惜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