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圆寂。他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一代高僧。前半生是风情才子，后半生是是世外高僧。
格言，在弘一大师一生的道德修养中，起过重大作用。大师生前很喜欢格言，他曾经将前人的诸种格言加以选编，汇成《晚晴集》《寒笳集》《格言别录》等。网上流传过“弘一大师名言录”，其实很多并非是大师所言，而是他喜欢的格言。
在大师涅槃之日，我们辑录了他最喜欢的12则格言，从中领略其光风霁月般的节操。
弘一大师最喜欢的格言
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以虚养心，以德养身，以仁养天下万物，以道养天下万世。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以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
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
先益后损，则恩反为仇，前功尽弃；先松后紧，则管束不下，反招怨怒。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
凡劝人，不可遽指其过，必须先美其长，盖人喜则言易入，怒则言难入也。善化人者，心诚色温，气和辞婉；容其所不及，而谅其所不能，恕其所不知，而体其所不欲；随事讲说，随时开导。彼乐接引之诚，而喜于所好；感督责之宽，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未有不长进者。我若疾恶如仇，彼亦趋死如鹜，虽欲自新而不可得，哀哉！
儿童节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
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6月1日为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即国际儿童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作出决定，规定6月1日为新中国的儿童节，同时宣布废除旧中国国民党政府1931起实行的4月4日为儿童节的规定。
目前，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儿童的未来，保护儿童的权益。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我国是参与制定国和签约国之一。在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同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对维护少年儿童的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切实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中国立法、司法、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分别设有负责妇女儿童保障的立法和监督机构。国务院下设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儿童权益的保障工作，为儿童办实事。
这次六一节，我受益不浅。
1942年，齐鲁大地。葛家村，二蛋与麦子。
两人是同年出生的伙伴，亲如手足。这天，他俩一同从集上回来，却不想遭遇了人生中最惨的事情。
村里一片寂静，小路上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是惨遭枪杀！日本人来了！二蛋与麦子哭喊着奔向自己的家，一个在路上，一个在家中，都看到了已冷去的亲人的身体。红了眼睛的兄弟俩，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十七八岁的年龄，还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怎样报仇。于是又一起走上了出村的路。
到了岔路口，兄弟起了争执。一个要去镇里，一个要去八路军控制的塔湾村。结果，各自走上了自己要去的路。结果，两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组织：麦子暂时投靠了日本军队的皇协军，而二蛋成了塔湾村的民兵。
麦子很快成了皇协军的得力干将，当然他并不是真的要为日本人做事，他不能忘记仇恨。他要的是权力，要的是能有自己的一支队伍。
二蛋并不顺利，外来户还要当民兵队长，没人服气。二蛋机灵，偷跑到镇里打死了翻译官，还抢了两把枪。这让塔湾村人对他刮目相看，横下心要跟二蛋打鬼子。
而麦子在日本人那越来越受重视，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曾经发下的誓言，却在心里慢慢淡去。他干掉了与他抗衡的队员，杀死了对他不利的手下，他也曾稍微有那么一丝难过，可是他又想到了“无毒不丈夫”，于是就安心了。
二蛋偷偷给麦子捎信，想让麦子与他里应外合，炸掉敌人的据点。麦子答应了，嘴角浮出一丝笑。
约定的日期。二蛋带领十几个民兵去攻打敌人，没想到中了敌人的埋伏。激烈的枪战过后，十几个兄弟只剩下五六个。二蛋带领剩下的人撤退，回首看时，据点窗口站着的，依稀是麦子的身影！
兄弟俩再也没有合作过。
1949年。二蛋带着队伍胜利归来。麦子上了审判台。
在即将临刑的那一刻，麦子转过身来，流下了两行悔恨的泪。
【简析】本文最大的特点，在于选择了小说的文体。在众多的“四不像”作文中，能读到这样一篇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小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1940年到1942年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我翻阅了一下史料然后结合自己的想法分析了一下这场战争，以下就是我对鸦片战争的看法。
清道光期间，鸦片贸易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引起了一大批民众和爱国将领的重视，清政府曾颁布禁令8次之多，在1838年道光命林则徐到广州禁烟，1939年在林则徐的主持下把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显而易见，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大家看清楚，这是道光皇帝下的命令1940年，英军首先进犯广州，遭到抵抗后转攻厦门，1941年攻击沙角、大角炮台，炮台失陷，进逼虎门琦善求和，但是道光皇帝觉得有损尊严，再次对英宣战（我认为，道光再次宣战代表的只是大清国死要面子还在做所谓的天朝大梦！这不是灭自己威风，请往下看），但英国先后又攻下虎门、厦门、定海、宁波、吴凇口、镇江、直抵南京！在这里，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我认为，就当时中英双方的情况而言，再怎么说清政府也不应该输得那么惨啊！我来分析一下，就当时的国力而言，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军事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独立的封建国家，国力虽然没有康熙、乾隆的鼎盛，但中国仍然是地大物博啊，国库收入、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算低啊！况且当时英国军队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来到中国已经是人困马歇了，中国当时明显是以逸待劳！再看看民心，虎门硝烟后，人民的爱国情绪高涨，外国侵略无疑会让人民的情绪达到高潮，而英国军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已经是怨声载道，疲惫不堪了，所以民心、国力我认为都不输给当时的英国军队。
再来看看兵力，中国当时的兵力保守点说也有个几百万吧？而英国军队促足数也不过区区四五千人！这是多么大的悬殊啊！武器呢？当时的清军也是有枪有炮，虽然枪还是前膛填弹，但是兵多枪也多，相比英国军队的前膛填弹也确实慢不了好多啊！再看看后方，清军的后方是多大？是整个大清帝国！而英军的后方却是万里之外的英国！这个悬殊也是不小啊！所以，我认为兵力、武器、后方也不输给当时的英军。
国力、民心、武器、兵力、后方这几个战争关键性因素清政府都占上风，但为什么仍然输了，而且还输得那么惨？我认为决定性因素在皇帝道光身上！
虎门销烟后，英军进逼，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穆彰阿是卖国主和派的，而林则徐和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王鼎是主战派的，而穆彰阿是又当时道光的心腹大臣，所以穆彰阿就成了皇帝说话的工具，他把皇帝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了，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做了——把有功的林则徐发配边疆！（这摆明的是皇帝无能，忠奸不分！）王鼎不平，谏皇帝开战不成竟用尸谏！因此大清有少一员大将！战事在即处置大臣！军之大忌！
虽然战败之责有军纪不严，多数将领无能之因素，但是造成这样一样是皇帝之过！如果开战就用林则徐、王鼎这些有用之大臣，我认为军纪也一定不会腐败，将领也不会那么无能，大清也一定不会败！虽然后来道光对英宣战，但用人不当，错失战机就注定了他的这次宣战是败的!
皇帝昏庸，国之安在？自此以后的大清屡战屡败都是从道光皇帝开始的！
道光皇帝的无能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叫牛俊菩，1942年12月20日出生于张山子镇梁庄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1962年枣庄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张山子去教学。我教过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的复式班，教过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还多少带有一点稚气的我。不论教哪个班级，都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因为我打从内心里热爱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人教书育人的光荣事业。清晨，起床的铃声刚响，我便出现在学生宿舍，督促学生起床上操;晨读课，我巡回在教室指导学生朗读、预习;课外活动，我带领学生锻炼身体;劳动课，我身先士卒，披荆斩棘;晚自习，我盯在教室内检查学生的各科作业完成情况;熄灯铃响后，我又到学生的宿舍里去查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是这样默默地做着这些平凡而又神圣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着一位人民教师应尽的职责。
当我们民族和祖国的巨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航行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年龄已过半百，教龄也已超过了30年。
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丰富的教学实践，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我充分地认识到，要把满腔的挚爱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给可爱的萃荃学子，不仅需要“教书匠”，更需要加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我决心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自己写书，给可爱的萃萃学子提供精神食粮。为此，自1993年以来，我牺牲寒署假和所有的双休日，陆续完成了以下著述。
针对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我主张汲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我先后编写了传统《三字经简释》和《新编三字经译注》，通过省师范教育学会鉴定，并获山东省德育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小学作文教学一直是我区语文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为提高作文教学质量，我主持选编了台儿庄区小学生模范作文选《童苑奇葩》和中学生优秀习作《芳林新叶》，成书后，在全区13所中学和上百所小学风靡一时。
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这是忠实于祖国教育事业的语文教师的最大心愿。我广泛地搜集材料，细心地核对、校正，编写了《字音辨误举隅》，该书通过了枣庄市语言学会鉴定，并被评为语言学专著二等奖。
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质量低是困扰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我深感编写文言文基础工具书对指导学生学好文言文的重要作用，并立即付诸行动。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基础文言文参考精要》、《职业中专古诗文详解》问世。这两本书受到枣庄师专中文系鲍延毅教授和董业明主任的高度评价，同时，为学生提供了质量较高的自学用书，中学语文界同仁也一致认为它是同类书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以至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常常感到胸部疼痛，夜不能寐。一次，我给马广久说:“我觉得我可能要得癌症。”马广久说:“那你赶快去医院检查。”我说:“我怕一旦检查出癌症，我的精神就会崩溃，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因当时我正在编写有益于教育和教学的书稿—《毛泽东诗词译注简析》，还有1/6的内容没有完成。1997年署假后开学，刘翠良主任给我说:“老头儿，想给你加几节课。”我说:“我的胸部疼，如果是好治的病，加18节都接受，如果是要死的病，那就很难从命了。”说实在的，我是多么地不想离开课堂，又是多么地不想离开可爱的学生。
在学校领导的多次催促下，我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诊断结果是:食管癌中晚期!周围的人都被这一诊断结果惊呆了，然而我却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能那样地镇静，我的精神居然丝毫也没有崩溃。
在实施大手术的头一天，我给我的领导及同事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身患低分化鳞状细胞食管癌，正在接受着死神挑战的牛俊菩向关心我的领导和老师们问好。我要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当这封信完成的时候，我就要全力以赴地去迎战死神了……以上说的都是死，下面该说说活了。但在说活的过程中仍然还会提到死，这不用奇怪，因为生和死本来挨得极近，再说，也不用回避意外的发生。先说我想活下去的目的:1.我想对得起所有不希望我死的人;2.我想给所有的癌症病患者做个榜样，死神是可以战胜的;3.我仍然想为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
手术以后的第三天，学校胡书记与颜校长到北京医院看望我。我眼含着热泪向两位领导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教了35年的书，还没教够，好了之后，还要重返教育战线，干到国家规定我应该退休的年龄。”就在我住院治疗的两个月里，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我对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与赤胆忠心，在病床上又完成了19.5万字关于教材建设方面的书稿。
1998年春节后开学伊始，我又重新回到了三尺讲台。我要把自己的余热献给我最热爱的教育事业，献给我最热爱的学生，以实现我“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誓言。
在黑暗的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其占领下北平的奴役。一方面是敲骨吸髓地掠夺与镇压，一方面也加强了其文化侵略与对学生的奴化教育，不但提倡死读书，甚至搞什么“修身”、“祀孔”。素以温、良、恭、俭、让处世的北京人民，就像那休眠的火山，正蕴育着那要爆发的烈火。
“师大附中”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及教学声誉的学校，每年都吸引着成千来投考的学生。1942年夏，我也由本校初中升人了高中，编人了高一(2)班，并被指定为班长。班中同学大部分是新考人的，我很快地便熟悉了这些新的同学，发现他们不仅很多人学习优秀，而且也像初中行将毕业时我们那班同学普遍地焦虑着一个问题，“前途”怎么样?这不是因相当多的同学怕落选升不上高中，而是相当多的同学因家庭生活每况愈下而上不起学，而即或是考上了职业学校(中技)或幸而找到了工作，而又面临着为要“瑚口”就不仅当亡国奴，而且要为敌人做事了，就是这样有的人还是求生不得。我们班上品学止推优面且嫉恶如仇的尹增禄同学不是因贫病交加而死去了吗?升人高中了，而这个问题也日益加深地缠着人们的脑际。
我们这新的一班中，虽也有些生活充裕但好学的上层知识分子子弟，也有个别为虎作怅之家的执绮子弟，但大多数是像我们这样随着日寇占领而日益贫困的人。这样，大部分同学在这水深火热的年代，虽然大都只十六七岁，但已早熟了。生活逼得你不得不关心社会问题与个人前途。每天我们常是早于上课前半小时到校，便七嘴八舌地总是要谈谈这两天的所见所闻。初冬后火炉装上了，就不约而同地围炉而谈，升上火时，则各把拿来的“早点”放在炉上烤着，而这又是谈话的内容，因为从这上面也可以窥出时代的变化，由白面馒头之类而逐步被窝窝头甚至混合面饼子代替，而烤白薯皮则必成为每日升火的老校工剥去而食的常规。说起伙食，我们刚上初中时，学校尚有包伙“四菜一汤”、大米白面，而随着日伪“德政”的不断推行，这些也就吃不上了。我们大部分就转移到西琉璃厂东口的那家饭铺去吃炒饼或大饼豆腐汤，而后来就逐步成了豆汁张、豆腐脑白记饭摊的常客，就着杂合面饼子或自带的窝窝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常常从在大板凳上同坐而食的劳动人民中知道了些“民间疾苦”及乡间外地的消息。日寇及国民党败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少不了的题目。吃完午饭的另外收获，是必到琉璃厂的书肆中浏览一下古今中外汗牛充栋的书籍。那时有些书店，特别是开明书店，幸可购到鲁迅、茅盾等大师的著作，特别是鲁迅那自己题画装帧白皮毛边的著作是令人喜不释手的，因为他那笔锋如一把匕首，无不刺中北洋军阀、国民党的污秽，而且时时切中时弊。其他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以至一些外国人的名著也常是我们喜欢阅读的。而我们这些幼稚的心灵也就慢慢被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中所揭示出的受压民族的命运的苦难所激励，而且也被这些文豪们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搏斗中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启示，因为他们不仅为那深渊的最底层而呐喊，而且这些伟大的作家常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并逐步地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相联。后来随着
日寇文化侵略的加深，这些书籍慢慢从书架上消失了。我们难道不能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屈原、司马迁、李、杜及辛弃疾、陆游等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吸取我们中华民族爱祖国、不堪忍受屈辱与压迫的光荣传统吗?就是那探索自然秘密的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不也是为了真理而不惜生命吗?于是我们的每口谈话便自然引向互相借阅书籍，由议论生活、社会而去求索人生与真理了。这时有的同学便提出:我们办个壁报吧!这样可有目标地发表见解。有的提出搞个读书会吧!又觉得这容易引起注目，还是办可以习作、读书为内容的小刊物吧!这样大家动手写，一星期出一刊，就叫:“一周间”。大家推我做编辑，我较喜欢理工，就写科学小品。班上还有喜欢钻在象牙之塔之中的写了一大本本的什么“达达派”诗集，也各随己好了。这样我们几个月中虽只出了几期，但我们的读书活动更活跃了。不仅校内图书馆常是我们埋案伏读的地方，北京图书馆也是我们假日整天常去的地方，而且看完书去北海租个船，海阔天空舒展心怀。这时，我们把现代名著、古典的都看了不少，不仅三十年代左翼出版物，而且像高尔基的(三部曲》、《铁流》、《少年维特的烦恼》也看了，还有《海上述林》、《大众哲学》等著作。有一次外号叫“羊毛”的训育员不知为何翻了翻_“一周间”，看了看，但未发现我们的书，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一次中间操时间，训育主任(他常在此时训话)说起他前些日回东北去奔父丧，一下脱口而出:这次我回国(伪满洲国)如何如何……顿时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议论纷纭。同学们由过去只愁个人的前途出路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不甘当奴隶的心正在成长起来。
又有一次我乘有轨电车从家一(东柳树井)到西口的日本宪兵队，我路过这门前时，经常因听到这里面日本刽子手拷打不屈的中国人的惨叫声而毛骨惊然，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一个大汉穿着敞胸的长袍，脸上、胸膛血肉模糊，踉跄地跑将出来。啊!这不是那个我们过去中午吃饭，经常给我们端饭跑堂的红脸大汉吗?他怎么落人了敌人的魔掌中了呢?这时随之而来的几个喝醉酒的日本宪兵连吼叫带狞笑地像抓个从猎枪下逃窜的羔羊似的顿时捉他回去。这一闪而过的血腥镜头顿时使我火上胸膛，车上的人也面如土色，有的掩目而过。到了学校，同学们听了也无不义愤填膺。中国人就这样任人宰割吗?北平待不下去了!我们不是绵羊，我们要反抗、出走，但是到哪里去呢?何处是光明呢?
就在这压抑着的怒火而难熬的日子当中，一个同学暗地告诉我，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也有抗日救国的光明之区，这就是红色抗日根据地。这个同学就是高一新考进的董葆和同学，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见识深灼。他虽然参加议论不多，但往往在争论的焦点上，他能以令人信服的论点把议论引人坦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己，经常在教室的墙根下，倾腹面谈。他给我讲了中国的“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的苏维埃，大革命的始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国家的脊梁”，又讲到真正的抗日根据地、民族复兴的希望不是在“大后方”，而是在延安，就在我们附近的平西根据地，太行之巅，而驰骋在太行山麓、黄河两岸、冀中平原，妙峰山那些在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率领下浴血斗争的中华儿女是真正的英雄。他又说到了鲁迅、瞿秋白左翼作家联盟和苏区的关系，为什么“普罗”是民族之魂，而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我们的未来。他又给我说到阶级和政党，给我看了《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书籍。也讲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及无产阶级第二个祖国，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我慢慢懂得了社会发展及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政党的作用及光明的未来。这时也知道了蓝葆和正是我们的地下党，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这时如在长夜的黑暗中见到黎明的曙光，心中增加力量和勇气。他又谈到黎明前的黑暗，斗争的艰苦复杂，地下工作的艰苦与保密的重要。我们常常谈到深夜，由校园到故宫后河公园到雍和宫大街。假日到郊区，我们有时就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华北联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互相激励着。这时我则产生急于跳出樊笼奔向解放区的念头，并急切增加着。他认为我年纪尚小，需要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这应是党的要求)。1943年春天来到了，苏军反法西斯胜利及我们根据地浴血的斗争使我急不可待，亲爱的母亲又因贫困故去了，书再也念不下去了。这时我又陆续地读到了解放区的文件(是夹在线装书的合页中用蝇头小楷抄来的)，有整风文献、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文件等，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再次要求到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前线去。因“五一”大扫荡后交通线尚未完全恢复，为了安全，组织又将我转移到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师大女附中，于是我又和另外一个同志建立了联系。经过紧张的准备，我们终于在暑假刚开始，经过反复曲折，通过易县交通线，穿过无人区、封锁线，终于在伟大的党的生日前夕，到达了革命的根据地—平西冀察晋一分区。
在离开母校及生我之地北平前，我和董葆和又去陶然亭凭吊了我校最早的革命老师石评梅和她爱人高君宇的墓地。(高是跟随我党前驱李大钊同志最早在北京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于1928年逝世，石于1929年逝世)而在不久，我们又在晋察冀解放区腹地——阜平会合。第二年为迎接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又决定将我们调往革命的圣地——延安去学习。为了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