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沙坝村，按传统风俗是很忌讳在春节期间随意提及或谈论玩茶灯的，人们尽管在脑海里怎么思、怎么念，都不能随意唱、随意玩，更不能随意许下灯愿，这个话题一直是很严肃的。除非当年真的办起了灯，那不分白天夜晚，大人小孩都可以尽情的唱、尽情的玩。否则，相邻猪、牛、马不死，都要遭来瘟疫的。
可是，2004年春节期间，一场不同寻常的茶灯在我们村子里被举办了起来，不同寻常得让人不可理喻，因为设想和组织这场茶灯的两位主角居然一点也不懂茶灯知识，不会唱，也不会玩。就因为多年没有看到玩茶灯了，想到了去请人玩茶灯来观看、来欣赏。人们觉得那简直是个破天荒的事情，他们在笑掉大牙的同时，更是一脸茫然，因为那个玩笑开得实在大了，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全村人为这事担忧起来。最终，“茶灯”还是在一片嘲笑声中不得不举办了起来。
其实，办茶灯是这么回事。2003年的一个暑假，在省城打工的我回到家乡，走累了就在一林荫道路边的石头上小憩，恰遇我小学时候的同学阿超，他担一担包谷气喘吁吁，也赶在这个场地歇歇气。我们两人一见面就开始聊了起来，聊到飞逝时光和少年时代的往事，更聊到了小学时候逃课，我们逃到学校背后的崖仓里玩狮子灯而被摔伤，接着又被老师抓个正着的事。谈得眉飞色舞之时，一个想要看灯、玩灯的念头忽然涌上我的心来，于是脱口说出了请人玩灯的事，因为我们多年没有看到玩灯了，尤其是茶灯，我从小就欣赏那好看、别致、可爱的灯笼，喜欢听那些动听的唱调和那些由响器发出的混响和仄子声。“我们自己不会玩，可以请人来玩嘛，让玩灯的老人们娱乐哈嘛，也让年青人欣赏哈嘛！”这想法让阿超鼓掌赞同。
就在当年最后一天晚上，也就是大年30的晚上，我吃过了年夜饭后窜到阿超家里，就为玩灯这事掏了阿超的一番口气，他那略带柔和的叹气声，使我感受到了他退缩的意思，对于他的想法我又满怀理解，因为我们两位年轻人既不会唱，也不会玩，一点儿也不懂，不是随便说得出就做得到的，要玩成一场灯，没有一班精通的人是盘不下来的，我不禁开始责怪起自己来。
就在正月初一的天一早，我再次窜门到阿超家时，发现阿超和他的父亲正在猪圈打理着什么，当我凑近一看，才发现，他家的一头肥猪死掉了，我的神经受到一阵惊扰，溜到他家火炉旁思索起来，接着阿超的母亲过来叮嘱我说：“你们两个年青人啊，开那些玩笑不行啊，既然说出口了就要兑现才行啊，今天这事你已经看到嘛。”既然这样，我立即返回家中，硬着头皮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得知这事后，母亲惊讶又无耐，开始责怪起我来，说我们太不懂事，于是这事就这样放着了。可是到了下午，母亲召我回到屋里，告诉我说她喂养的两头猪也不进食了，感到此事颇为蹊跷，万分着急，于是答应了办灯的事，经商量，灯堂设在阿超家。
发灯的第一晚，灯笼照亮了乡间小路，响器打得响彻天地，四方的人们闻声赶来，特别是那些十来岁的青少年应声而来，看稀奇、看热闹。接灯的主人家玩茶灯已有四代人了，当然在这方面丝毫不逊色，一家老幼都喜欢敲、弹、打、唱的。全村会玩灯的老、中年人全来维护这场灯来了，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8点过。
发灯的第二个晚上，阿超的奶奶突发重病而亡，最终，灯堂为灵堂让了步，村里的人们齐心协力将灯堂牵至我的家中，而就在刚要发灯的十多分钟，噩耗再次传来，我请的唱灯高手，也是我认的舅舅在说完一句“我吃完饭后要去玩灯—”的话后就再也没有说出第二句话来。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父亲着急的表情，最后，因缺人手，只得改择近邻发了灯。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父亲吩咐我，要我这几天不干别的事了，专门负责请人玩灯的事，于是我不得不到酒厂打酒，以请人玩灯。不妨，一些热心人士，爱好娱乐的乡邻，全心全力协助了这场茶灯的收场，从此之后没有再敢奢望去办灯的事了。
连续几晚的茶灯，让我粗略领悟到了它所涵盖的文化底蕴，涵盖了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飞禽走兽、国家兴亡、天地君师、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山情水情、睦邻友好、勤劳苦干、歌功颂德等等。也难怪，乡亲们对“玩灯”这事儿是那么严肃。
那一盘活，凭我的能力，永远摸不清头绪、也记忆不下来。但，玩灯的那些事总该归结为一种巧合，致使我今生难忘。
写人记事一类的作文，最忌讳的是干干巴巴，平淡无味，缺乏思想感情。表达思想感情时有以下三点应该注意。一、表达思想感情要有所凭借，要有所依托。拿记叙文来说，作者往往在叙事、写人或描写景物中 间，透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二、扦发感情要出于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真情实感。
写作文的时候，要有，’.清”就发，要有不写不痛快的感觉。不能为了抒情而抒情，在那里生逼硬挤，无病呻吟，装腔作势，那样难以感动人。三、要写自己最熟悉、最喜欢、感受最深的事。如果你写的事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自己一点也不熟悉，那你最好不要去写，目为很难想象你会写出真情尖感。我们在平常的写作练习中，只有写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才能说出为什么喜爱它，写自己最难忘的一件事，才能说出为什么这件事总是牢记在自己心中，写自己非常怀念的一个人，才能说出力什么总是常常想着这个人。
作文不能编造，编造的人和事写不好，编造的感情写不真。写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才会融情于文，才会打动读者。
作文，最忌讳的就是写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空话连篇，不着边际，有谁愿意看呢? 明清时候，作文作的都是八股文，那时作八股文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进而弄个一官半职。八股文多半是引用圣人之言，作文的人只是为了以文求官—只是为了当官，就把怎样能写出好文章给扔掉了。那时把作文当作进身官场的敲门砖。 “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推行一种套话，鼓吹“假大空”，因为人民不喜欢它，所以这种作文法自然就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反对套话，反对“假大空”，就要提倡写真话。 我们的同学是为人民而学习的，将来是为人民工作的。
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都是有真实感情的，是真心真意的，用不着虚情假意，用不着说空话和套话。我们作文，无非是用文字来表达对人民对祖国的感情，所以必须用真实的感情去说话。 最好写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经历过的生活。这样，写起来自己会感到亲切，别人看了也容易受感动。最好不要写远离生活的东西，东拉西扯，生编硬造，自己糊涂，别人也看不懂。 我们提倡语言美，写成文字也应该美。
这并不排除写话，因为没有真实，所谓的美也就没有现实从础:美丽的木块堆积起来的建筑不是真正的美的建筑，而是一堆积木。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点追求作品的形式美，后来觉得没有真情实感的形式美的作品，看过给人留下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印象，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抛弃了形式主义，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人民的语言，懂得了人民的感情，在创作上才迈开了新的步子。 在学校里学作文是将来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走好了，将来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了。
杂文语言忌讳平铺直叙，而要求生动形象，就像一首歌曲是由许多音符组成一样，杂文的形象性则是由一句句、一组组形象化的语言组成的。换句话说，形象化的语言，其本身就是构成杂文形象的必要因素。譬如刺绣，必须是用五光十色的丝线，经过绣工的妙手，才能组织成栩栩如生的画面；如果只用单一的白线，那是无论如何也绣不出色彩斑斓的艺术品的。在杂文里，形象化的语言也就是乐曲中的音符，也就是刺绣中五光十色的彩线。可以说，只有形象的语言，才能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来。下面，让我们随手采撷几句鲁迅杂文中的语言花朵，看它们是如何绘声绘色、令人赏心悦目的：
“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在这里，“丧家狗”而“皇皇然”，“小辫子”而“盘在头顶上”，就使杂文形象大为生动，也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特点：是“皇皇然”的“丧家狗”，并不悠哉游哉；是“盘在头顶上”的“小辫子”，已不敢大摇大摆。这样，这些“丧家狗”和“小辫子”们的神态和心理也就跃然纸上。
再如：
“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你看，高叫“以眼还眼”者，被人打肿了“眼”，却只能拿手掩住，虚吓两声。就这么简单几笔，其色厉内往、欺软怕硬的本质也就暴露无遗。这就是语言形象化的魅力。
还有：
“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此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这简直是一幅讽刺漫画!而上述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这漫画中的每一个线条。把它们连起来，画也就活现了。
看来，对上述几段文字，不必作进一步的分析，大家也都会感受到它对于描绘形象，阐释主题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可以设想，对上述内容，如果变换一种干瘪的语言，其艺术效果必将大为逊色。
语言的形象化是深厚的文学根底和生活根底的体现。具备坚实的文学基础，又时时留心学习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才能逐步掌握绘声绘色绘形的杂文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