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在师政治部任干事，部队开展肃反运动，我向组织如实交代了我解放前学生时代的经历，其中，我结识的万县师范音乐教师叶创痕的关系使组织产生了怀疑。叶思想进步，创作过一些进步歌曲，曾暗示他是新华社“内勤记者”，我对他十分敬佩。后因国民党特务对他监视，处境危险，是同学余业举和我等三人秘密送叶上船，逃往重庆。最后，他还是在涪陵被捕，押回万县。由此，好位与叶有交往的人都先后被捕，我因逃往乡下得以幸免。解放前夕，叶被敌人沉人长江杀害。当时审查的同志怀疑叶是被出卖，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要我老实交代。无论我怎样交代，都被认为是“还在隐瞒、包庇”，我被停职审查，每天的任务就是“交代问题”。
折腾了好久，正当我痛苦万分之际，突然与叶的问题再不提了，却要我交代“三青团”的间题。事后证实，根本不是审查的同志设想的那回事。而三青团我并没有参加，负责审查我的同志却认定我一定参加了。理由是:“你学校有三青团组织，三青团多是集体人团，和你相好的同学也人了三青团，你在学校又很活跃，为什么就没有参加?”无论我怎样解释、说明，都被认为是“不老实”。我请求组织派人调查，也被当成是“企图蒙混过关”。
我想，如果是在敌人的刑庭上，我会依靠党的力量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但现在不信任我的恰恰是自己的党，是自己的同志，我要怎样做才算是对党忠诚?我像飘落在大海之中，四顾茫茫，孤立无援，何处是岸?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就这样前后停职审查了我半年，我终于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了三青团。很快我就被“解放”了出来，恢复了工作，而且派我去长沙政治学校学习，党组织又恢复了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心并未轻松，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总在脑海游荡:我这样做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吗?符合无产阶级立场吗?我感到说不出的羞愧,共产党员应该有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这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中，也应表现在党内斗争中。某个党组织，或党的某个负贵同志，在执行错误政策时非但不能代表党，共产党员还应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我们作出过光辉的榜样。然而我却“患得患失”、“仿徨动摇”，在真理面前当了儒夫逃兵，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党对我的这次考验，我没有合格，是我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一次失误。我在长沙政治学校给所在部队党组织写了一封信，进行深刻检查，请求组织重新调查处理。很快就收到新到任的保卫科长张多才同志的来信，嘱我安心学习，相信党组织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我的问题。一年后我结业回到部队，张多才同志告诉我，通过调查，已否定了我参加三青团的问题。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心中的这杆旗又重新飘扬了起来，它让我记住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