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父不认老。
端起酒盅，他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吞咽烈酒的声音美妙而又充满诱惑:“我感觉活到八十多岁一点问题也没有！”
老父已经七十八岁了！
母亲比他大两岁，春节前他对母亲的阻止置若罔闻，再三在饭桌上向我发出为母亲庆八十的信号。每次我都来不及开口，父亲的声音就被母亲的大声呵斥给压了下去。
母亲得了脑血管病，声音已大不如前，不太灵活的舌头让生气支撑，左右打摆的嘴唇愈显笨拙，那柔弱而又强烈的发声，终于把父亲的念头给打消了去。
此后父亲不再提。
但我心里清楚，父亲内心里还是想给母亲庆八十，不仅想给母亲庆八十，他也想给自己庆八十。
但是，父亲已力不从心。
二
父亲没给奶奶庆八十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父亲办事主要是靠外援，他生活中没有大的经济收入，甚至小的经济收入也没有。 他总是说:“我这一辈子不在乎钱”。奶奶临近八十，他频频向外界发出要给奶奶庆八十大寿的信号，甚至考虑到细节，说:“到时候要请三天大戏！”
到头来他却很失望，虽然言语上没有表现出来，但神情的黯然和落寞却让人心疼！
因为没有外援！
因为没有外援！
他最希望得到的支持就是四叔。
父亲兄妹六人，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干了多年农村干部，作风雷厉风行，庄民对他又敬又怕。
那几年流行做罐头，刘尧村家家都是罐头加工厂，食品卫生监督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但税收还是要报的。庄民为了逃税就瞒着上面做，做好偷偷往外批发，罐头一件一件成大车运出去，钞票呼啦啦往兜里装。
忽然有一天上面下庄里来收税，一家家的谁也没逃掉！
于是大家开始嚼舌根，说是有人举报！
为了举报的奖励为了使钱举报了全庄人！
庄民怀疑罢这个怀疑那个，最后落到三叔他们一块批发罐头用料用品的几个头上。
除了三叔，还有刘俭周，刘俭用。
刘俭周说:“现在走路都不知道咋走，抬起头走路，说你使了几个钱嘚瑟了，低下头走路说你使了几个钱亏心了！”
三人中三叔最老实，压力最大。
那几天他抱着头在家里自己生闷气，门也不出，庄民越发议论。
父亲是炮筒子，容不得别人嚼兄弟的舌根。于是他找上三叔的门去确认。
三叔痛哭流涕:“这都是没有影子的事，报税是国家政策，任何人也挡不住！”
父亲热血上头，围着刘尧三道街骂了整整一天。
庄民的议论被压了下去。
兄妹六人中最顾家的应该是四叔。四叔在深圳工作，深圳是经济特区，在国人的眼里，深圳人都是有钱的象征，回到村里，当然也是人人敬仰。
父亲也爱吹他“老四”但是为奶奶庆八十大寿并没有得到四叔的支持。
也许之前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也许父亲并没有提前给四叔沟通过此事。
过了八十，奶奶身体依然很好。
老太太一个人在老院住，自己做饭吃。奶奶做的饭很好吃，无论多么粗鄙简陋的食材，都能被她做得有滋有味。我和太太刚结婚那阵子父亲让我们去老院陪她老人家一块住，哈哈，亲爱的读者，你们可以质疑我们的孝心，但不要质疑我们对奶奶所做饭菜的享受。这大概是一介吃货的一贯心理吧，吃居第一，孝心在其次。
吃货也罢，孝心也罢，跟奶奶在一块生活的日子很惬意，很舒服。
一次半夜里，我和太太被一种悄悄的声音惊醒。
静下心去听，原来是奶奶在拜神。声音很虔诚，又很急促:
“老神保佑我孙媳妇生个小子”
小子就是男孩。奶奶一连絮絮的说了好多遍，最后给老神许诺生了小子演一场电影。
太太如奶奶所愿为奶奶生了一个大胖重孙子。
因为生他的时候下雨，又打雷打闪，父亲便给他起名字叫“刘震”。庄民看这名字响亮，人人夸奖，说还是人家爸爸妈妈都是有文化的人，给孩子起的名字也不一般，于是本庄人便纷纷效仿，给自家一划的孩子起名叫“威震”、“香震”……可能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名字是家里最没有文化的一个人给起的。
演电影有了分歧。父亲作为大队干部，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许为了给自己的儿媳妇减轻压力，他给本庄庄民说的是这样“生闺女演电影，生小子不演”，庄民组织送电影，他二话不说就给推了。
奶奶很生气。
母亲很生气。
我和太太也觉得生气。
庄民们也都很期待看电影，毕竟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视有手机什么的，那时的文化娱乐很少，看个免费电影都跑上十里二十里地。
父亲执拗不过，最终还是演了电影。
演电影那晚，父亲喝醉了酒。来祝贺的人很多，除了本庄庄民，还有一些外庄的，当然还有很多来看电影的。父亲特别提到一个祝贺来喝喜酒的，是我们东村荣庄的刘勤堂。电影演到中间，照例要念贺喜人名单，念完后让父亲讲两句，父亲对着话筒非常兴奋，一连说了几句“刘勤堂都过来了！我今个高兴类很……”
父亲个头一般，身板硬朗，声音洪亮。因为肤色稍黑，在庄里问事不讲情面，庄里百姓戏称他为“包青天”
那个时候祖母身体还康健，重孙子的降生让她很是骄傲，老太太信神，又爱积德，庄里没有接生的医生，她就成了庄里的接生婆。只是我太太生她的重孙子时是早产，胎位还不顺当，差一点就剖腹产，听从父亲的建议，我让她提前就住进了睢县中医院。睢县中医院的院长张反修也是给父亲最有交情的一个人，父亲年轻时，县城医生下乡，乡下医生进城，堂堂的县中医院院长就长期驻扎到刘尧为庄民医病。
在刘尧，张反修院长受到了身为大队干部的父亲格外照顾。后来，张反修返回县城继续任院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父亲只要找到他，大事小事没有不答应的，刘尧的庄民去中医院看病，只要一亮我父亲的名字，他没有不买账的。太太在中医院妇产科生产一路绿灯，住院的日子，张反修每天必去，对医生护士百般交待要好好照顾。张反修是父亲结交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也是父亲的骄傲。太太生产，父亲让去中医院，原因也在于此。
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我们离开了老院，为了照顾方便，父亲让祖母搬到了三叔空置的院落，三叔在县供电局上班，在局里找了两间闲房把三婶和孩子搬到城里去住了。
三叔在庄里的院子给父亲住的院子是前后院，这院里喊一声，那院马上都能听到。
祖母搬过来后依旧自己做饭吃，我们仍然时不时的去蹭饭。父亲做了好吃的或是买了新鲜的水果蔬菜便让我们去给她送，有时让自己的孙子刘震送，他毕竟还小，只是送瓜果李桃。有次父亲让他给祖母送西瓜，儿子挺高兴，小脚踮啊踮的，接连送过去几块。一家人都夸他懂事，说他这么小个不点就知道疼他老奶奶。
过了一会儿，祖母拄着四叔给她买的龙头拐杖，踮着像她重孙子一样的小脚来后院了！
祖母的脸色很滑稽，有点忍俊不禁，还没开口说话，她自己倒先笑开了:
“震，你咋给我送的西瓜呀？每块西瓜里面的瓤都少了个尖”
原来在给他老奶奶去送西瓜的路上，送去的每块西瓜的瓜瓤都被他偷偷啃掉了尖。祖母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父亲母亲慌忙教训他们的孙子:“刘震，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哈，你吃剩的东西怎么能让老奶奶吃呢”
但是这老奶奶却不以为然，反而很高兴。
有了女儿蕊思之后，这闺女也像她哥哥一样爱缠着她老奶奶玩，有了好吃的东西不用她爷爷奶奶提醒，就屁颠屁颠的给她老奶奶送去了！
建国前后，祖母曾经担任过附近几个庄子的妇女队长，那时祖父是这几个庄子的党代表。父亲还小，大概五六岁的样子；二祖父也有一个儿子，和父亲一般大小，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死去了；有次本庄过大部队，是八路军。祖母带领妇女们前去慰问，这俩小屁孩在大人身后悠拽着跟着去了。看到这俩孩子犹如双胞胎一般，又可爱又帅气，战士们纷纷逗他俩玩儿，他们俩分别被两个八路抱了起来。看到被穿着整齐军服的八路军抱，父亲很是兴奋，觉得特别骄傲，开心的不得了。二祖父的儿子可就不行了，胆小，刚被八路军抱到怀里就哇哇大哭起来，弄得那个大个子八路不知所措，慌忙把他放了下来。
祖母平平安安的过了九十岁。
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想为奶奶庆一百大寿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老四一定会回来给咱娘庆一百的，八十没大办，庆一百跑不掉”
“到时候请个大剧团，咱娘喜欢看戏，唱他个三天三夜”
父亲如是给母亲说，父亲满是期待，父亲喜欢大肆张扬。
奶奶确实喜欢看戏。父亲想给她庆八十庆一百的话都传到过奶奶的耳朵眼里，但是奶奶从来没吭过声，未知可否。
但是奶奶不给父亲给她庆一百大寿的机会了！
奶奶去世了。
奶奶是九十六岁那年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安详，无疾而终。
奶奶走时，父亲在身旁。
三
父亲兄妹六人中，最小的是四叔。四叔个头不高，办事很有魄力。
其实四叔对奶奶是很孝顺的。
除了孝敬祖母，四叔对父亲和母亲也是充满敬意。每次回老家都要给他们带东西。
“老嫂比母”四叔不止一次这样说。
祖母孩子多，母亲嫁过来时，四叔还小，照看四叔的任务主要有母亲承担。所以四叔总是对父亲和母亲充满感激之情和报恩心理。但是对我祖母的孝心，父亲自认为不如四叔。
“我没恁四叔孝顺，我不听话，我没少惹恁奶奶生气”
父亲说。但是一年到头陪在奶奶身边的还只有父亲。听说父亲年轻时曾经有一次把奶奶气的要给他拉更扯直永不来往。
四婶在户口转深圳之前和孩子们都是在老院给奶奶一块住着。四叔年年回来，每次都要给深圳给我们捎回一些稀罕的东西。我们和奶奶一样，都不少饱口福。四叔回来之前，都要往家寄一封信，看家里需要什么东西。有时会在信里罗列一大堆，提醒着家里的人，看是否需要。然而那时家里实在太穷，除了想填饱肚子之外，对这些不管吃不管喝的东西也没有奢望。
父亲不识字，四叔的来信总是由我大姐来宣读。
四婶一样不识字，四叔写给四婶的私密信一样由我大姐来宣读。
四叔写得一手漂亮的好钢笔字，龙飞凤舞，铿锵有力。
有的字飞舞的厉害，大姐掐不准，只好猜测，看看像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有时候也让我们帮忙猜。
“我看是‘家’，爹说过‘家要写好，宝盖要小’”
我年龄虽小，但也不甘落后。我管四叔叫“爹”，这一片风俗，小时超个门槛，好成人。最后发展成了打干亲，认干大。
然后由我三祖父的儿子铁头叔给四叔写回信，或者由我二姑母写回信，二姑母嫁到了本公社河阳陈，在集镇中学里面教书，那时上学还要交学杂费，我们兄妹几个的学杂费基本上都是四叔和二姑母包揽。
有一次四叔把信写给了二姑，二姑到刘尧给父亲复述信里的内容，说看家里要什么东西，比如录音机啥的，他回来给捎回来。她说:
“老四说了，无论需要啥都不用给他寄钱”
父亲的眼睛亮了。
父亲让二姑给他老四说，他想让他带回来一台录音机。
四叔回来的时候，果然捎回来一台录音机。
“这是给二哥的”四叔说。
庄里还没扯电，用的是干电池，一下子得安装六节。
录音机里放的是磁带。四叔带回来好多的磁带，各种歌曲，还有戏剧。
父亲，奶奶，还有母亲，喜欢听唱戏。
大姐，二姐，还有我和比我小一划的孩子们，喜欢听歌曲。
四叔教我们怎样安磁带，怎样放音，怎样录音，很快，我们对录音机的使用了如指掌。
我那时才开始知道邓丽君，跟着录音机学唱她的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真是又美妙又神奇，真是好听的不得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几首歌，天天哼着唱。
那次大伯父也回来了，大伯父全家远在新疆，回来要坐火车，要走三天四夜。
我的记忆里，大伯父很少回来，那好像是唯一的一次。
那次回来是因为祖父去世十周年，父亲兄妹六人要给祖父过十周年，大办。
录音机吸引了大人们，也吸引了我们小孩子们，来看录音机听录音机的接连不断。
父亲很是骄傲。
他也很快学会了放音、录音。
当知道这录音机是四叔捎给父亲的时候，过来听歌听戏的庄民纷纷议论开了:
“这可不是咱老百姓玩的玩意”
“每次要用六节干电池，啧啧”
“买起听不起”
最后不清楚什么原因，四叔原本给父亲捎回来的录音机却被大伯父给带新疆了！
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破损的磁带。
有祖母，父亲母亲爱听的戏剧磁带。有我大姐二姐和我爱听的歌曲磁带。
看着静静的躺在那里的磁带不能发声，我们很难过。
大姐二姐甚至于有点气愤:
“这不是四叔捎回来给我们听的吗？！怎么突然让大伯给带走了呢？”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们。
过了几天，父亲安慰我们说:“就是留下来咱也听不起，要用六节干电池，听半晌就带不动磁带了……咱要它作啥？”
很快庄子里扯上了电，家家屋子里都变得亮堂了，二姑把她家的一个大录音机带到刘尧给了我们，庄子里也又新添了好几台，大家互相交换着磁带听，但是我们却再也听不出原来那个味了！
四婶在深圳落了户，四叔不常回来了。
但是每次回来，四叔总要认真的给祖母洗上一次脚。
祖母的脚很小，可以穿古代的绣花鞋，祖母的脚受过惨无人道的酷刑——裹脚之苦，原来她还放有裹脚布，我就曾经看到过她用裹脚布把她的两个小脚一层一层的小心翼翼的裹起来。她的脚骨头已经缩的变了形，小巧而不玲珑，四叔的一只手甚至就能握住她的一只小脚。
四叔慢慢的给她洗着，拉着家常，不急也不躁。四叔本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给战友或朋友喝酒一句话不对就把酒桌子给掀个底朝天，但是给祖母洗脚他却是出奇的耐心，直到祖母的两只小脚在他的手掌心里精致的放着明光，他才用毛巾给她擦掉脚上的水珠，然后很小心的提上袜子，套上小鞋。
父亲也给奶奶洗脚，但是他就没有四叔的文雅和耐心，就给洗他自己的大脚丫子一样，用水撩上几撩，然后随便在周围扯上一条毛巾——也许是衣物，把脚给她擦干，把袜子和鞋穿上了事。
四
大伯是父亲兄妹六人中的颜值担当，又高又帅，白而瘦削的脸庞，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一副不怒自威，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高大威武的大伯继承了祖父的全部优良基因，尤其是面貌，简直就是祖父的一个翻版。
大伯学问不高，与四叔一样都是部队出身，大伯服完兵役分配到了边疆，四叔分配到了深圳，虽不是同一年代同一时期的兵，但走的程序基本类似。不过大伯非常好学，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文化水平上升到了一定的层次，最后竟然能写成小说，并且屡屡见诸报端。这样两人一个远在祖国的北方，一个远在祖国的南方，虽然都离祖母很远，但那时还没有打工这种情况，工作很难找，他俩又属于端了国家的饭碗，吃的是商品粮，这是在老家被引以为自豪的事。
在我的记忆里，大伯没有四叔顾家，一般都是春节前往家汇点款，注明✘✘一百，✘✘二百。给大伯没有太多的交流，通信也很少，虽然就见过他一次，但是对他的性子也实在不敢恭维，因为他的性子也是非常的火爆，就像那急捻子的雷子炮，一戳就着。
大伯和父亲总是不对，也许是父亲不识字不能给大伯好好沟通的缘故吧！父亲从老院要搬出来住，准备在北边自家的林子地里盖一所房，盖房可是大事，养着几个上学的孩子，经济不宽绰的父亲只能向兄妹亲戚拉赞助。让人写的求助信很快就到了大伯手里。大伯汇过来三百元钱。听父亲后来与别人的闲言碎语，好像大伯汇款的同时还在汇款单上备注要父亲盖个群楼。父亲心味里想让大伯给他汇一千元，结果汇了三百，还让盖群楼，父亲异常生气，二话不说，便把这三百元又给他返了回去。要知道，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三百元可是不小的数目，一千元在穷人的眼里应该就算天文数字了吧！父亲就是这样，从不考虑和顾及别人的感受，总是记着他对别人的好，感觉他对得住任何人，都是人家对不住他。我想这应该跟他的文化层次有点关系吧，他毕竟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
父亲和大伯总是针尖对麦芒。
祖父过十周年，四兄弟在一块商议，不知为什么父亲和大伯又杠上了，当时备有酒菜，气得大伯把酒杯都摔了！父亲更不相让，你摔酒杯，我摔盘子！四兄弟难得碰头一回，碰了头却唇枪舌战，乱作一团。当时四叔是无原则的站在父亲这一边，毕竟他在老家除了祖母，还有妻儿孩子，每年都要回来过节或是回来收割庄稼，两家的地一块种一块收，父亲就是总指挥，因为给父亲在一块的时日多，所以给父亲感情最深，他最容不得别人跟父亲过不去。三叔是老不吭，但他提出的建议一般到了最后都会被采纳，在兄妹六人中，三叔和二姑是学问最大的，父亲和大姑都是没进过学堂的人。三叔沉稳而有主见，问题不考虑成熟一般不发表意见，一旦提了出来，那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大伯维护着三叔，对父亲这种炮筒子及处事作风，他不仅不以为然，而且反感至极。
大伯父心脏不好，回来一次相当不容易，一路上还要带着氧气包，就那唯一的一次回老家，路途上也是受尽折磨，到家又给兄弟弄得不欢而散。
后来祖母的去世，父亲没让通知他。
祖母过三周年是大办，请了外地的歌舞，酒宴摆了百十桌，烟花直冲九天，事办的风光周全，令庄民羡慕不已。
但是祖母过三周年父亲依旧不让通知他。
我很想问一问， 我那简单质朴一辈子搞农业的老父亲，你是想把大伯置于不忠不孝的境地吗？
后来我才知道，对大伯的不通知，原来父亲遵循的都是祖母的遗嘱，祖母知道大伯心脏不好，怕知道了大受刺激，祖母一辈子的心愿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孙都好好的啊！
不过有一点父亲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即使通知他，他也不会回来，因为他已经走动离不开氧气，他的心脏已经不容许他回来了！
五
父亲平常爱喝个小酒，来个小麻将。年轻气盛时喝酒却是出了名的厉害，经常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黑影半夜的被人送回家来，有时知道他在谁家喝酒，母亲也会带上一个孩子拿着手电筒去找他，有几次竟然喝的胃出血，因为这个母亲也没少生气。父亲还懂得象棋，看到家里有人下象棋，总会偎上去指点一二，嘴里说着“车走直路炮翻山，老帅坐镇不出关”之类的。他还懂得“观棋不语真君子”。有时候你真想象不到他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不过他的象棋也仅限于会走两步而已，但他从不认为自己下的不好，即使他把我的小女儿当即教会又给他开战，把他战得一败涂地。
父亲其实是学过文化的。
那年扫除文盲，各大队都办有识字班，地址一般都设置在村庄小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承担扫盲任务，白天教孩子们，晚上教这些成年人，那时村里的学校不如集镇，不是完全的小学，一般就两个年级，再往上上就要到镇里去。任课老师都是民办老师，是本庄稍微有点文化的人担任的，领的不是工资，是队里的工分。
父亲是大队干部，也是个文盲，当然他要带头学文化。
父亲像其他文盲一样领了公社免费配发的识字课本，很认真的跟着老师读，像小学生一样的握笔去写。学了一段时间，也认得了几个字，有时给公社拿有报纸，他便把我们叫到身边，给我们从报纸里面找他认识的字，他开始自嘲，说自己“斗大的字不能认得一箩筐”。
有时他也会夸自己:“不瓤不瓤，能认自己的名字了！如果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写出来，那就更厉害了吧”。
有时他也会给我们说:“这方面我比恁爷强，恁爷没赶上这政策，大字不识一个”。但是父亲给他所管辖的庄民问官司却很有一套，每个庄民都对他服服帖帖，又敬畏又惧怕。一次村庄南地的一个小免辈殴打他的生父又拒不认错，官司打到父亲这里，这小年轻依然不听教育，又猖狂又跋扈，丝毫不把父亲放在眼里。父亲勃然大怒:“论家法，我是你长辈，论国法，我是一村之长，你殴打老人，大逆不道，我现在家法国法一齐论，让人教训你一顿，再把你押到公检法！”。吓得那小屁孩当即“扑通”一声都给他爹跪下了，并且向父亲保证以后绝不再犯，好好的帮老人干活，孝敬尊重老人。
我对祖父几乎没有记忆。
印象停留在母亲后来给我的讲述，说我小时候很淘气，一次放炮仗，把炮仗握到手里点着了引线不知道往外扔，亏得祖父眼疾手快给我把炮仗夺去扔了。还有附近老一划庄民的回忆，说祖父是特别为公的一个好干部，一心一意为队员着想，从来没有私心。经常这块地跑跑，那块地转转，担心外人去偷队里的庄稼。对队里的百姓特别好，总是先人后己。
祖父是死在一次因公出差的途中，年仅五十六岁。
祖父过十周年全县轰动，来祭奠的人从县领导到一般干部，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祖父的好名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老一辈的人提起他，没有不称赞，没有不夸奖的。祖父真算得上一个共产党培养的好党员，好干部。
祖父去世后，大伯三叔四叔都端着国家的铁饭碗，只有父亲在家务农，守着祖母，母亲便戏称他为“二老冤”，他实际上就成了这个大家族的“主心骨”，家里地里的事务一肩挑，还要操心大队的事务，上传下达，每天忙的不亦说乎。父亲的生活全凭土里刨食，不像现在的村委干部，每月还领有工资。随着土地的联产承包和我们的逐渐长大直至一些家人都陆陆续续的有了工作，收入渐渐丰厚，日子也逐渐好过起来。
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大家人，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工作的工作，上大学的上大学，都一个个离开了他，终于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人，昔日红火的三个大院空置了两个。
后来我也在县城买了房子，也不是每天都能陪在他身边了！
但我还是在孙聚寨集镇上班，离刘尧不到一公里，除了工作，我业余又打造了一个幼儿园王国，父亲辛苦劳作之余又到我幼儿园帮忙，父亲总是那么辛苦，一刻也不得空闲。
可是他总是落寞和寂寥。
离开刘尧的人还时不时的会回来看他，带回来大的小的一大班，带着各种奇异的水果和食品，还有叫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好烟好酒，这是刘尧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父亲最期待最开心的时候。
不过我们兄妹总是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我趁着周末或节假日带他到处旅游、观光，甚至到了国外……
但是他似乎并不领情，每每醉酒，便会一个一个的数落我们的不是，说我们都不孝顺。父亲就是这样，总是疼爱而又恼恨我们，疼我们是他的子女，恨我们是我们的不听话，恨我们是我们的惹他生气。有时不喝酒，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很满足，说我们都孝顺，孩子们也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
父亲在外貌特征上不像祖父，但是在为大队的老百姓做事上还是沿袭了祖父的秉性。庄民们但凡有啥解决不了的事总爱找父亲商议，因为他们认为父亲心底平和，值得信任。
父亲从村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庄民有个喜忧白事还总是找他，让他给他们当总管，好像离了他都不能成事。直到母亲有了大病，行动不便，我才不让他再为村民操这份心，因为这个他还每每耿耿于怀。
我认为，曾经用他独有的思维和朴素的领导力把各种乱七八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父亲，曾经家里队里领导着千军万马的父亲，现在一步一步的滑落到孤家寡人，他的兵也只剩下母亲一人，还是老弱病残，这巨大的反差勾起了他对往日的向往和迷恋，他总是陶醉在过去里，总是抱怨现在的社会和人事，总是不如他的意，如果当年的识字班教授了文言文，我想他应该也会说一句“人心不古”吧！
但是他对母亲很好，母亲现在是他唯一的一个兵。
可是母亲生了一场大病，曾经一度偏瘫在床，我虽然兄妹四人，因为都已成家立业，我和小妹也端着国家的饭碗，大姐身体又不太好，所以家家繁忙，这照顾母亲的重担又不可推卸的落在父亲肩上，唉，我的老父亲，你啥时候能有清闲的时候？！
父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与人为善”，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不识字的父亲对我们最质朴的教育，这四个字在我们兄妹四人心里扎根生长，成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父亲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多了起来，身板也不像原来那么硬朗，两腿也不如先前那么有力，步履甚至有点蹒跚，眼睛也逐渐变得浑浊起来，但他还在家里，幼儿园里忙来忙去，唉，我的老父亲！
父亲七十八岁了！
父亲有点力不从心了！
夕阳照过他的身子，看起来那么佝偻，这还是当年那雷厉风行心盛傲气的父亲吗？这还是当年像大山一样给我们甚至这个家族依靠的父亲吗？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真是判若两人，难以对照。有时候，我感觉他总是想大声有力的去表达什么，以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但是我们总是不能理解，总是给他抬杠，每次他都如困兽犹斗，见到每一个人他都会反复诉说他对人家的好，不厌其烦的讲一些往事，人家渐渐的也有原来的感激和尊重，慢慢变得不耐烦，以至于后来的反感了……
唉，谁又能理解我的老父亲……
唉，我的老父亲……
我睡在床上，那一头睡的是我已四十多岁的老父亲。四十多岁老吗？那正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大展宏图的好时光。但在我贫穷的家乡，那或许是所有青壮年的一个梦。为了生活，为了他们的家，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四十多岁的他们一不在年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腰，压驼了他的背。可他们始终有一个梦：把自己的儿女送出大山。
望着窗外的月光，我的心里不禁平添了几分寒意。不经意间，手搭在了父亲的脚上，脚很粗糙但很踏实很宽大，很凉的搭在床边。我把父亲的脚放进被子里，但一股刺鼻的脚臭扑面而来，瞬间我明白了一切，父亲知道自己脚臭，睡觉前很认真的洗了几遍，但睡在床上还是怕影响我，所以把脚放在床边，为的是让我睡一个安稳的觉，哪怕自己挨冻也无怨。不知怎么回事，想到这些，我的眼睛湿润了，即使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人们都说儿子与父亲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我和我的父亲却不是那样。我喜欢打篮球，在学校里我自己买了篮球，放假拿回家，担心父亲说我不务正业我便告诉父亲说是我同学的。父亲便没说什么，后来我在家疯狂的练球，搞得家里“乌烟瘴气”。妈妈催我做作业，爸爸用一种痴迷的眼神看着我，这是从每一个青年人眼中都能看到的激情“火焰”，爸爸也爱篮球，可是……最后父亲说：“一个男孩子就应该做这样有激情有朝气的运动，让自己有一个强键的体魄，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上学的时候爸爸说让我好好打球，，强壮自己的体魄，说真的，我很感谢我的父亲，他是上一代的人，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豪放。
后来有一次我和父亲并肩走，妈妈在身后惊奇的说：儿子现在怎么比他爸还高了？”爸爸诙谐的说：儿子现在正在长个，我要往下长了。”语气中透着凄凉与欣慰。
爸爸老吗？他不老，他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