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杂文?
我们每天翻开报纸，在文艺副刊和各种文艺期刊上，可以看到一些论说短文，它们格调不一，内容广泛，生动形象，言词犀利，一般放在版面的较重要位置，往往还要用楷体字刊印，并框上花边，以吸引读者的注意。这类文章，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杂文”。
杂文是文学休裁之一。它作为散文的一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就是对杂文概念的总概括。换言之，这就是广义性的杂文基本概念。狭义性的杂文概念众说不一，瞿秋白称鲁迅的杂文为“社会论文”，叶圣陶称杂文为“文学的散文”，夏衍把杂文称作“战斗性的文艺作品”，秦牧认为：“杂文是散文的一支，它是比较偏重于说理的”，而《辞海》则称杂文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勺。多数文论家认为杂文具备文艺性和说理性两个方面，既有“文”，又是“论”，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它关乎世道人心，有助于匡正时弊，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扶正祛邪、激浊扬清，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战斗性文体。
我国杂文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论语》就可以算得上杂文，因为他天上、地下、礼、乐、射、御、书、数无所不讲，杂得包罗万象；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更有不少属于杂文一类。庄子的《逍遥游》、《秋水》，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荀子的《劝学》，韩非的《说难》，都是具备了杂文的特征；宋玉的《对楚王问》可说是比较典型的对问式杂文的始作；晋及南北朝的《说苑》、《新序》、《世说新语》，也可以看作广义的杂文；唐朝韩愈的《原毁》、《师说》、《讳辨》，柳宗元的(三戒》、《敌戒》，以及罗隐的杂文集《谗书》、皮日休的《皮子文数》、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中的大量篇章，也都为杂文所属；宋代苏轼的杂记、杂说，指点江山，评人论事，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言必中当世之过”，“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其杂文写作手法已达到他自己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那样灵巧纯熟的程度；王安石的《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或寓理于事，或直抒胸臆，均为杂文名作；明清刘基、袁宏道、黄宗羲、顾炎武、龚自珍的小品文和政论更不乏杂文佳章。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为着抨击时弊，揭露病疾，宣传民主与科学，广泛而大量地运用了杂文这一武器。这些杂文大都针对反动统治下荒谬的社会现象，以其深邃明晰、尖锐犀利的思想，汪洋态肆、气象万千的风貌，揭微显隐，针贬要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匕首、投枪一样刺向敌人，表现了坚强的战斗力，开创了杂文的新面貌和新风格，使杂文成为新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娇艳雄峻的奇葩。建国以来，革命作家继承了“五四”以来战斗杂文的传统，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抗争或抨击，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则给以热情支持和歌颂，使杂文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杂文的基本特征，可以粗略归结为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