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驳。杂文的战斗性，使之经常要对有害的事物进行批驳和抗争。这样，反驳就成为杂文中经常使用的武器。研究一下反驳的逻辑，对杂文写作十分必要。所谓反驳，其实也是证明的一个特殊形式，只不过它是引用已知的真实和正确的东西，去证明另一个是虚伪和错误的东西罢了。反驳中要注意研究对方的言论，抓住论敌的要害，将其错误的实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同时要注意，是论题、论据错误，还是论证方面的错误，对准它的失足之处加以反驳，不要打乱仗。
如果是论题错误，就反驳论题。如鲁迅的《<杀错了人异议》(《伪自由书》)就是看到曹聚仁在袁世凯于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而写的《杀错了人》之后，觉得“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鲁迅认为：“我们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于是，针对曹聚仁论题的错误，写了这篇《<杀错了人异议》。这种直驳论题的杂文，在驳论杂文中是常见的。它是釜底抽薪的办法，论题一驳倒，对方就全盘皆输。
如果是论据错误，就反驳论据。例如：1911年，早已沦为保守派的康有为曾通电全国，建议祭孔时恢复跪拜。电文说：“万国礼教主无不跪。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对于康有为的胡说，鲁迅批驳道：“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这里，鲁迅用膝的作用在于方便人的坐和行的有力论据，讽刺批驳了康有为为恢复跪拜孔子而提出的荒谬论据。论据反驳倒了，则跪拜的论点也就失去了基础。
鲁迅认为，杂文虽然“不敢说是诗史”，但它“有着时代的眉目”，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终其一生写的数百篇杂文中，篇篇无不针对腐朽反动的旧制度、旧人物、旧事物，上自最高反动统治者，下及他们豢养的文探、叭儿，外自侵略强盗，内迄人面畜类，都是他鞭挞指斥的对象。杂文的这种战斗功能使它和社会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一起跳动，每当社会斗争发生急剧变化，杂文总是率先出现，以最快捷的速度，最鲜明的风格，提纲切要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意见，揭示和推进事物发展的进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类报刊上出现的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正是杂文战斗性职能的充分体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后，杂文又是冲锋在前，对于排除封闭、僵化、保守、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起到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杂文又总是最敏锐地发现，并最先予以针贬。比如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和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行为，杂文都先于其他文休最早给以笔伐。可以说，杂文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总是得风气之先而冲锋陷阵、大呼猛进的。我们了解了杂文的这一特征，就要自觉地运用杂文武器，为我们现实的斗争服务，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譬如，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一切妨碍、迟滞、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杂文针贬批判的对象；同时，一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人、好事、好思想、好作风，又都是杂文讴歌褒扬的对象。我们要坚持改革前进，就要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不能因循守旧。对旧事物的针贬批判和对新事物的讴歌褒扬，同是杂文战斗性的标志。
当然，杂文除了战斗功能、批判功能，也有文化功能、教育功能，还可发挥信息功能、审美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战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