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题材是包罗万象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伦理道德的等等，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杂文无所不谈。所以就其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文艺性和议论性文体的杂交品。这是杂文的本质性特征，也是杂文之所以被称为杂文的根本之所在。杂文的这一特征，使它既具备文艺的要素，又是议论性文体；既有形象性的要求，又有严密的逻辑力量；既要以情感人，又要以理服人。它“熔”形、情、理于一“炉”，融政论和文艺为一体，而又区别于一般政论和文艺创作。杂文与一般政论的区别，在于它的运用文学语言状物言事的文艺性；杂文与一般文艺创作的区别，则在于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揭示事物本质的说理性。可以说，杂文是说理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杂文是形象化的社会论文。这是它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独特之处。
杂文的这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的本质，决定了杂文写作中常常采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杂文的取材是典型化的，比如：为了说明捧人的与被捧的互相依存和互为利用的关系，一篇《坐轿与抬轿》(作者：牧惠)的杂文指出：坐轿“无非是让坐轿的首先免除步行的劳累和骑马的困顿，并且进而得到越来越舒服的享受，越来越辉煌的气派。而那抬轿的呢，虽然以己代畜，却也获得了劳动力再生产所绝对必需的物质。”文章举例说，“有一个叫周秋应的，就常常给魏忠贤的侄子烧蹄骼吃，捞得一个大理寺卿兼左都御史，时人称之为垠蹄总宪。”这就很形象地说明了坐轿与抬轿、拍马与吃招的相互之间的本质关系。杂文的议论是往意典型形象的描绘的，如：《猴子与改革》(作者：舒展)一文，由游峨眉山时看到的猴子，而想到“这些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何以没有进人人类呢?”从对于猴子的勾勒中，阐发了“值得改革的志士们借鉴”的道理，即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