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次与一位书商聊天，他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现在挣钱既容易又不容易。说容易，是钱如同树叶一样在眼前飘落，到处可以挣钱;说不容易，是看你能不能伸手把它抓住。这话也从写作学上启示我们:素材就像树叶在你眼前飘，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
大中取小可谓写作从生活上取材的总体要求，社会生活如奔腾的长河和浩瀚的大海，再长再大的作品也无法反映其全貌，我们只能取其一朵浪花或一滴水珠足矣;人间万象如龙腾云端，鸟飞深山，要全景描写委实不易，我们只写其一鳞一爪，一羽一石足矣。所以鲁迅先生告诫我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要求我们从对社会生活的视野开豁的观察中，找到一个小的“切人点”，作掘一口深并似的发掘。他的一些小说多取材于人们不起眼的小事，如《一件小事》、《孔乙己》等.都因有了思想的“制高点”和小巧的“切人点”而写得不同凡响。尤其是(孔乙己)就写了“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刘再复语)。孔乙己这个没落下层知识分子、时时处处被人奚落嘲笑鄙视，这个贫穷而悲惨的“多余人”，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去，死得静悄悄，像一片枯叶悄声落地(只有咸亨酒店的老板记得他，是因为他欠了酒店十九文钱)。鲁迅先生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之“大树”中，取了一片小小的“落叶”，通过这一点——这一几乎无事的悲剧抨击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残忍黑暗，并揭示了一种可怕的社会现实:这种人们视为合理的东西，正是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罪恶。
大中取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为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截取一个“横断面”或“切片”，如上述的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二为从广阔的面上或一个生活场景选取“一点”，着力地突现这一点。如一篇获得第二届全国现场短新闻评选一等奖的《鲜花不知送给谁》，就是记者独具慧眼写出的一篇好新闻——
7月20日下午，31局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17岁的周形由京城载举返回武钢三中时，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这束鲜花，是周形中午刚下火车，赌上武昌火车站月台时，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梁淑芬、副省长张怀念等领导及少先队员们欢迎他时送给他的。
现在，周形出现在母校会议室门口，在这里等候儿子凯旋归来的爸爸周进元和妈妈魏连英立刻兴奋地站起来。教学别校长陈泰坤见周形手执鲜花向校领导奔来，赶紧说:“快把鲜花给你妈妈呀!从你呀呀学语起，你妈连乘车走路的空都不放过，编儿歌见缝摘针地教你知识.鲜花应该属于母亲。”妈妈一使眼色，指着武钢三中特级教师钱展望，片儿子说:“形形，快把鲜花给钱老师，钱老师一周几个晚上为你辅导，连寒著假的学习都替你安排，还‘满世界’跑书店为你买参考书。鲜花应该属于苦心培养你的老师。”钱老师连连摆手:“周形几年来就盯着这块金牌，为迎接这场竞赛，解数学题300()多道，草稿纸堆起来只怕比他人高。鲜花应该属于得金牌的人。”
正在推让之际，武钢副经理赵文源和李运茂赶来学校了。他们齐向周形道贺，勉励他取得荣誉后要饮水思源，加倍努力，报效祖国。此语使周形蓦然想起中午在火车站时，省科委一位领导同志说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你们会想到自己的母亲，更要想到祖国母亲!”望着眼前的领导，老师和父母，周形迷茫了，鲜花送给谁呢?这位没被国际数学竞赛难题难倒的数学“王子”，竟被眼前这道难题难住了。
咔嚓一声，银光一闪，这一历史瞬问永远凝固了。然而，出现在照片上的周形并未拿鲜花。鲜花被他悄悄留在学校会议室里了。
对于这条消息，中央、省市的不少记者都参加了采访，但获奖者却是一个企业报《武钢工人报》的记者。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他没有按照一般化的视点和思路，写成一个欢迎“数学王子”归来的热闹的祝贺的场面，而是把眼光聚焦于周彤手中的那束“鲜花”上。这鲜花是荣誉的象征，周彤得了鲜花—荣誉，觉得它不应当只属于自己，于是又有了一连串的送花—推让—最后留下的情景，焦点和悬念的设置，不仅使消息有了波折和情趣，也使消息有了新惫，有了深度:是众手浇开了“天才之花”，而获奖者又能正确地对待荣誉，显示出新一代中学生的思想境界和情怀。正因如此，这篇大中取小的消息得奖就无可争议了。
“大中取小”是我们选取的思想出发点，但必须注意的是取的面小点小，但它们能“小中见大”，“从一滴水中见太阳”，而非毫无思想内蕴的小面小点，不能随意地选取一些毫无价值的小事敷衍成篇。“选材要严”，始终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取材标准。
鲁迅在《杂谈小品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这里所谓的“小品”也就是指的杂文；所说的“小道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道理，实在的道理；鲁迅所说的“没道理”，则可理解为不是摆开架式讲抽象的大道理。其本意仍在于强调杂文要讲“小道理”。这所谓的“小道理”不是鸡毛蒜皮的理论，也不是屑小不然的庸议，而是从“大”取出的“小”，是透过它能够见到“大”的“小”，是由这“小”能够悟出“大道理”的“小”。一言以蔽之：讲“小道理”，这是杂文说理的重要特点之一。
以邓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来说，文中引用《雪涛小说》中“一市人”，“偶一日，拾得一鸡卵”，便幻想着“伏鸡乳之”，生蛋变鸡，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卖牛得钱，用钱放债，“三年间，半千金得也”。通过对这个财迷发财梦的分析，指出“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这里所言者当然小，不过“一个鸡蛋”，所见者却甚大，对于确定大政方针、制定建设计划的人不无关系。甚至可说其志在国家，意在苍生。它从大处着眼，小处讲起；大中取小，小中见大，诚然“望表而知里，们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杜文远的《种花一得》(1989年12月28日《郑州晚报》)，从他种的君子兰花常年浇水，带走了一些土，致使花盆里泥土越来越少，再也存不住足够的水分，那花的叶子就枯萎了的小事，联想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要长期保持和扩大与人民的联系，不断从人民那里吸取智慧、精神和力量”的重要性，同样取法乎此。尚弓的《爱鸟如何不俊豪》(见《京都札记》)则由“爱鸟”这一小事引伸而论及生态平衡的大问题，也很得杂文说理的真谛。臧克家写的《两头热》(《不惑集》)，通过“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想到“中国新诗坛上，兴起了一股外国‘现代诗热’，热得灼人，热得可怕”，指出，“有些人不是吸其精华，而是吱其糟粕，人家丢弃的敝帚，我们拣起来奉如至宝，并大肆鼓吹，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从而得出了“取长补短”的结论。这不仅对于诗，对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是适用的。这种“小道理”惟其小，才具体实在，令人易于接受和信服；而惟其接受和信服，才能够生根发芽，触类旁通，由“小道理”省悟出“大道理”—这就是杂文说理的独特和独到之处。
杂文的取材固然要大中取小，要从社会重大的问题中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作为突破口。这一点，即是为“小”。反转来，杂文的主题思想，则需要即小见大，把主题思想凝聚到精粹的一点，由此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所谓所言者小，所见者大，片言以居要，一目而传神。
拿鲁迅的《现代史》(《伪自由书》)来说，其主题思想在揭露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而又大施欺骗。然而，却从“变戏法”这一小事写起，通篇只讲变戏法的故事：变一会儿戏法，要一会儿钱；钱到手了，又变花样，又要钱。可是，由于题目冠以“现代史”，末尾又特意声言“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就一而再地强调了主题之所在，使人读到最后茅塞顿开，拍案叫绝。话到妙处，其主题思想的锋芒便暴露无遗。有一篇《照相、摘花及其它》的杂文，从照相、摘花这类小事，见微知著，言近旨远，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大主题，也深得杂文创作要诀。
即小见大的关键是胸中有“大”，眼能识“小”。胸中有大，包容全局，才能掂出小事的分量；眼能识小，见微知著，才能将小事与大局联系起来。这就要求作者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立足全局，居高临下的恢宏气势，这才能知大见小，见小思大，不仅能大中取小，也能即小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