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原因在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典型、光彩照人。而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的关键是人物性格刻画是否成功，人物性格的发展是否合乎逻辑。所以，逻辑思维贯穿人物性格刻画的始终，丝毫马虎不得。
俗话说:“性格就是命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行动方式和范围，不同的人因性格不同处世为人就各不同。所以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情节随着性格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性格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写小说时就需把握两点:其一，准确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真实可信。其二，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逻辑，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准确把握人物性格、按照人物性格来安排情节的。比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他们走上梁山都有自己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无不与其性格有关。比如林冲这位武艺高强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果没有生活波折，这个性格软弱的武士会苟且偷安、封妻荫子过一辈子的。但由于高徐父子迫害，被迫含冤发配充军。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他仍然企望安分守己的渡过这段苦日子，日后回家与妻团圆过安稳的生活……后来，途中累遭陷害几乎被人逼于死地，而自己的妻子又被逼得自杀，这时，他的梦想才彻底破灭，才逐渐由软弱变为坚强，由逆来顺受变为勇敢反抗。作者准确把握其性格特点和转折点，写出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情节:面对戏妻的高衙内举起的拳头又放下来，一路上忍受差役的折磨迫害只想早日获释与妻团聚，在野猪林被鲁智深搭救仍不肯出走……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物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内驱力”，有什么样的性格便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在《水浒传》中，除了一些英雄人物外，一些小人物也写得光彩照人，比如武大，比如何九叔。前者的淳朴诚挚、善良软弱、与世无争的性格在播金莲嫁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捉奸时被西门庆踢中心窝病倒床上，求生不生，求死不得之时.见潘金莲日日浓妆艳抹，风流快活，几次气得发昏，但为了活命，他又乞求潘金莲:“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这种性格和态度终于导致最后被害死的悲剧。又如何九叔，他被迫无奈卷人武大悲剧，摄于西门家族的压力，他不能不去装硷，但为推脱贵任，他又装吐血晕倒;而在武大火化时，他又暗拾了两块骨殖酥黑的骨头，以作罪证。何九叔的前后行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又善于安身立命的聪明灵活——这是迫于情势处于夹缝中的小人物的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的举动，十分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遵循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安排情节，实质上是抓住了人物的“因果”关系。由“因”索“果”或以“果”探“因”，就写出了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人物的行动才合情合理，故事情节才天衣无缝。罗贯中正是摸准了曹操的“多疑”、“绝情”(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性格特点，才大力谊染浓化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情节;作者摸准了司马璐的“奸诈”、“多疑”、“唯恐中计”的性格和心态，设计了“空城计”的情节。反之，如果违背了人物性格特点以及其发展逻辑，人物就不真实。情节也不可信。法捷耶夫笔下的美谛克，原先设计他“自杀”，但作者后来根据其性格特点将结局改为“叛变”，这一改动就使作家走出误区，使人物也走上自己应当走的路。法捷耶夫感叹:自杀会赋予他一种与整个面貌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光辉或“痛苦”的光辉，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卑鄙的、怯濡的人，他的痛苦，是非常表面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格，性格又决定了情节，人物性格的这种能动作用，其实正是人物性格的逻辑力量使然。所以前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指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棋盘上拨一拨才动一动的棋子，实际上它们是自己会动的。作者应当尊重他们的性格，但不能够命令他们如此这般行动。
我们读一篇杂文，总要看看它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思路是否顺畅，概念是否准确，判断是否恰当，推理是否连贯，这就是逻辑问题。毛泽东说：“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17页)这就是说，任何文章都要讲逻辑性。杂文尤其要依靠逻辑力量紧紧抓住读者。
1.逻辑力量是杂文战斗性的生命
杂文的文艺性固然要靠其形象性来体现，而杂文的说理性，则要靠其逻辑性来完成。文艺性自然是杂文的重要特点，但比较起来，说理性则是杂文主要的属性。杂文说理性的实现，形象地议论虽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最起决定作用的，却是靠的逻辑力量。这是杂文战斗性的关键所在。也只有通过辩证地分析，科学地论证，使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性，才能真正打动和说服读者。1933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者武装侵华，蒋介石不御外侮，却疯狂“剿共”时，鲁迅写过一篇《天上地下》(《伪自由书》)。文章一开头就摆出“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鲁迅进而指出，“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以下，鲁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尖锐地指出：“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产按照逻辑规律，这样分析论证是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的。而也正是由于这不可辩驳的逻辑分析，将国民党当局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本质揭露无遗。即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派，读了之后，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就是逻辑性的威力。这也正是杂文战斗力的根本之所在。《严秀杂文选》中有《论睁眼看世界》一篇，从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闭着眼睛不看世界，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对自己的短处一点也不敢正视，讳疾而忌医，天天以自大来满足自己，……其结果是自己吃亏”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说：“只有弱不禁风的人，才什么都怕，酸的不行，辣的不行，生冷的不行，油荤的也不行，只吃祖传的补品人参和鹿茸，其结果是拒绝了一切的营养，身体越来越弱”，“今天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它们的科学和技术是在一日千里地进步，我们如果不把它们的一切有利于我们的东西吸收过来，我们是要吃大亏的。”这样，把总论置于无可辩驳的前提下，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说逻辑力量是杂文战斗性的生命，道理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