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杂谈小品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这里所谓的“小品”也就是指的杂文；所说的“小道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道理，实在的道理；鲁迅所说的“没道理”，则可理解为不是摆开架式讲抽象的大道理。其本意仍在于强调杂文要讲“小道理”。这所谓的“小道理”不是鸡毛蒜皮的理论，也不是屑小不然的庸议，而是从“大”取出的“小”，是透过它能够见到“大”的“小”，是由这“小”能够悟出“大道理”的“小”。一言以蔽之：讲“小道理”，这是杂文说理的重要特点之一。
以邓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燕山夜话》)来说，文中引用《雪涛小说》中“一市人”，“偶一日，拾得一鸡卵”，便幻想着“伏鸡乳之”，生蛋变鸡，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卖牛得钱，用钱放债，“三年间，半千金得也”。通过对这个财迷发财梦的分析，指出“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这里所言者当然小，不过“一个鸡蛋”，所见者却甚大，对于确定大政方针、制定建设计划的人不无关系。甚至可说其志在国家，意在苍生。它从大处着眼，小处讲起；大中取小，小中见大，诚然“望表而知里，们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杜文远的《种花一得》(1989年12月28日《郑州晚报》)，从他种的君子兰花常年浇水，带走了一些土，致使花盆里泥土越来越少，再也存不住足够的水分，那花的叶子就枯萎了的小事，联想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要长期保持和扩大与人民的联系，不断从人民那里吸取智慧、精神和力量”的重要性，同样取法乎此。尚弓的《爱鸟如何不俊豪》(见《京都札记》)则由“爱鸟”这一小事引伸而论及生态平衡的大问题，也很得杂文说理的真谛。臧克家写的《两头热》(《不惑集》)，通过“美国新诗运动中的中国热”，想到“中国新诗坛上，兴起了一股外国‘现代诗热’，热得灼人，热得可怕”，指出，“有些人不是吸其精华，而是吱其糟粕，人家丢弃的敝帚，我们拣起来奉如至宝，并大肆鼓吹，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从而得出了“取长补短”的结论。这不仅对于诗，对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是适用的。这种“小道理”惟其小，才具体实在，令人易于接受和信服；而惟其接受和信服，才能够生根发芽，触类旁通，由“小道理”省悟出“大道理”—这就是杂文说理的独特和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