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用刘拐《文心雕龙》中的话说，叫作“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一定的思想，才能产生一定的语言和文章；他还认为：“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他所谓的风，也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的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刘璐认为，写文章如果没有思想和事义，别的便全谈不上。特别是杂文，更是直接议论是非的文体，而它所议论的是非和问题，又只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是非、问题，即使从议论古人、古事说起，也往往意在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杂文的立足点只能是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而不是俱往矣的古人古事。只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深人了解、透彻分析，才是写好杂文的关键。此外，杂文既然是议论是非的，那么，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见、办法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也就要运用自己的语言，体现自己的风格。运用典故和引用名人名言之类的办法，除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和风采，也有着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求援、辅助之类的因素。所以，为了使文章丰厚、增色，固然可以引用典故；而如果不用典故，凭借自己之力，同样可以使文章有声有色、深刻独到，那就不一定非要旁征博引不可。齐梁的钟嵘就是不大赞成写作时用典的。他认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对于宋末出现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给予了尖锐的斥责；刘裸虽不一概反对用典，但认为“才为盟主，学习辅佐”，主张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而且只起辅助作用，也不赞成靠典故吃饭。我们有些杂文习作者恰恰在这一点上容易出毛病。他们写杂文不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积累素材，针对现实向题议论说理，却往往离开现实斗争而到古书堆里找典故，找来典故后做文章。其实这种“杂文”多是对所引用的典故的简单的用释，或者拿上典故当尺子，要么“挂典联今”，要么“以典为戒”，以为这就是写杂文的“诀窍”，至于这样的杂文写出来有什么现实意义，能解决什么问题，却不曾想过。这就走上了杂文写作的歪路。我们不反对杂文用典，但不能把典故当作杂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杂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同时，要以自己正确、深刻、独到的思想见解和洋溢妙趣的议论作为杂文的可靠的支柱，而不能依靠典故支掌杂文；要尽量说自己的话，而不要把抄书或“串抄书”当作杂文写作的捷径。那种把典故当拐棍，离了典故便写不了杂文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杂文中常常引用一些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句，以加强它的说服力。这些故事和词句，我们称之为典故。引用这些故事和词句，我们称之为用典。
用典虽然不是杂文所独有的，却是杂文所常有的。用典用得好，可以增加杂文的色彩，活跃杂文的气氛，使短小的杂文显得丰厚而充实，增强其知识性和趣味性，以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触类旁通地开拓思路，让“杂文味”更显浓郁而加强其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鲁迅的杂文中，凡用典之处，每每收到这样的效果。譬如，他在说明“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的道理时，引用了《笑林广记》上一位属鼠的县官生日时，属员们集资送了个金老鼠去作贺礼，这位知县大人收礼后贪欲更旺，竟又寻机说，明年是他老婆整寿，夫人是属牛者，居然想起金牛来。由这一典故，便自然引出“有贪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的结论来。这样用典，风趣贴切，耐人寻味。再如，他引用宋人讽刺投降派时说的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的政治笑话，讽刺批判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一味挨打，不作抵抗的国民党当局，将古今投降派捆起来一起示众，也是妙笔生辉，恰到好处。但是，如果用典用得不好，也可以给人以牵强附会、贩卖文字、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之感。所以，研究一下怎样用典，对于杂文写作，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