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典问题上，除了有用典和靠典的不同，还有活用与死搬的区别。这里所谓的死搬，主要指两种情形；一是不加变化地引用人们用滥了的典故，重述人们由此典故而引出的讲滥了的观点，而用不出任何新的角度，讲不出任何新的道理。这种用法，我们管它叫“老生常谈式”用典；一是从头到尾大块大段地抄袭古典，抄书完毕，蜻蜓点水地稍加议论，便算大作功成。这种用法，我们管它叫“国圈吞枣式”用典。无论是“老生常谈式”用典，还是“图圈吞枣式”用典，都很难做到别出心裁，清新独到，更谈不上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这样用典写的杂文，也就大煞风景了。
善于用典的作者与上述相反，他们总是把握典故的精神实质，取其精华，无不人妙，力求将典故用得清新活泼，贴切自然，深刻独到，出奇制胜。他们绝少大段摘抄典故，总是随手拈来，落笔成趣，一言半语而又恰到好处，每每一“典”见血，一“典”破的。用典的方法是不拘一格、千奇百巧的。下面取常见的用典方法作一简要归纳：
(1)借典。这是最普通的用典法。其特点是按照典故原意，借典发挥，针对现实问题，论述作者所要讲的道理。这种用法，借古喻今而又比较直白明显；读来亲切易懂而又无可争议。比如，谢觉哉就曾借孔老夫子“四十而不惑”的话为题，在建党四十周年写了篇杂文，论述了“我们不怕有‘惑’，治的法子是知道有惑，天天破惑”的意见(《谢觉哉杂文选》)。余心言的杂文《生子当如孙仲谋》，题目本身来自辛弃疾词中的一句话，十分得体。文中引用了曹操说的：“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刘景升即三国刘表，其长子刘琦是无能之辈，次子刘琼更是窝囊废，曹操大军一到，他就立刻举州投降了。孙仲谋即孙权，他父母早亡，18岁开始执政，历时50余载。他举贤任能，外抗强敌，使东吴经济有了相当发展，指挥作战也很有本领。孙权之所以能如此，是得益于其母亲吴夫人的严格教育。作者由此引申这样的道理：“四化”大业为我们的后代开辟了锦绣前程，也向他们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我们的子女，应当有他们的“当如”，有他们崭新的培养目标。做父母的应当尽一早想到这一点，并且努力探索实现目标的规律。这样借典发挥，显得贴切自然，顺理成章，恰到好处。时下借典的杂文是很多的，比如《减灶与增灶的启示》，从“孙殡减灶赚庞涓”，讲到“虞翻增灶退羌戎”，阐述了用兵要活的道理；《“背水阵”到“失街亭”》则用同时取兵法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原则，借韩信以背水用兵而取胜，马谈以离水布阵吃败仗的典故，批判了教条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