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看这个字的构造很简单，无非是左右结构，不是形声字，应该是从“另”从“刀”的会意吧？可这又怎么解得通呢？殊不知，“别”的篆书作“”，而不是“”＋“”；追溯不远，“别”的繁体作“別”。也就是说，它的左边其实不是“另”，那又是什么呢？下面只好从容一点说来。
这里得牵出另一个字：“剐”，这个字篆书是“”，比“”只少了一个“”。其实，这“别”就是从“剐”字通过隶书讹变分化出来的。而这个“剐”字原本作“冎”，后来才加了一把“刀”，今天我们看“别”的小篆形体是“”，就是一个表示用刀剔骨头的会意字。《说文》释为“剔人肉置其骨也”，它表示的意义就是用刀割人体使骨肉分离，那可怕至极的剐刑是怎样的惨烈就让人想都不敢想了。
如此一来，“别”就被赋予了“分解，分离”的基本意义，由此引申出“离别，告别，送别”的意义，还引申出“区别，另外的，特殊的”等意思来。“别”从“剐”分化而来，生出这么些个意义，或者干脆就说由“剐”的本义引申出这么些个意义，还分明带着“骨肉分离”般的痛。这里就特别要说说这种带着痛感的“别”字了。在中国，写“离别，告别，送别”的文字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姑且拣一点我们最熟悉的说说罢了。
“抛妻别子”的永诀是人间之至痛，把这种痛写得至为缠绵悱恻怅惘恍惚的当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与妻书》，光是开头几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这就已经够让我们“揪心”的了；曾有一部同名电影（鲜为人知吧，影响不大），女主角夏珊扮演妻子陈意映，因极度入戏，遇车祸后昏迷的冥冥中，竟与剧中人物进行灵魂对话，就因她被先烈的壮怀悲情“揪心”了。而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苏轼在《水调歌头》中，那种对分别已久的骨肉兄弟的思念与怀想，看似远不如《与妻书》那般哀痛，其实这种“痛”就藏放在“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怅惘与“千里共婵娟”的希望里。我们的先民们，那时书面的通信都很难，就根本不是今天高科技的“通信”所能比的，那么，离别了，告别了，送别了，就往往要找一样彼此都看得见想得到懂得了的物事作寄托，比如鸿雁传意，折柳送别，更有最方便的“明月共此时”，如此一来，这种暂时作别的“痛”就被诗意化了，我们读着这样的文字，也就变得美好起来。
应该说说“易水诀别”吧！说着《与妻书》的时候就想着荆轲了，他是冠绝古今的的壮士，为了他的国（燕太子丹）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理想，和着高渐离的慷慨筑声，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凛然赴死，那是何等悲壮！这不是骨肉分离，却是堪比“骨肉分离”的大“痛”。
还有一种告别，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明知“昨日之事不可留”，可又往往很难作别，是因为“昨日之事”牵扯着“今日之人”“今日之事”。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散文《胡同文化》里，对于北京胡同与胡同文化深深的眷恋，不忍作别，而理性告诉他又不得不作别，于是满带着无可奈何的伤感——一种将其归入虾蟆陵、乌衣巷之列的怅惘低徊。
我们总是在朝前走，是自主行走也好，是被裹挟也罢，“逝者如斯”，时代潮流也不可抗拒，注定要从昨日走到今日，又会从今日走到明日，尽可以留恋与怀念旧日与过往，但我们还是得作别这些旧日与过往，告别许多人许多事，伴随着必须的感性与应有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