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的妈妈，不像有的人的妈妈，文化水平极高，工作很了不起。什么白领，蓝领。我妈是什么领——我说是灰领吧。之所以这样评价妈妈，是因为她文化程度确实不咋得。妈妈这一辈，兄弟姐妹多，外公外婆供不起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上学读书，初中只读了个头，就辍学打工挣钱了。
妈妈，我的妈妈，虽然没得学上了，但她们很体谅外公外婆的，年龄小，出来打工挣钱十分拼的。她现在常对我和妹妹说，做人要勤快，要我们记住：“勤劳致富”这个理。当然，我和妹妹是听话的，好好读书，空闲就帮爸妈做一些家务，让爸妈舒服一些。
妈妈，我的妈妈，我们有时遇到不懂的问题想问妈妈，可她答不上来，我悄悄说：没文化真可怕。被妈妈听见了，妈妈她不但不生气还一本正经的说：“没文化是可怕，如今时代不同啦，不好学更可怕，遇到问题泄气啦，这算是好还是差。”我和妹妹听了后，乖乖地埋头做作业了。你别说我妈文化不高，说话倒是很有道理的。她告诉我:“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起先我还不怎么懂，现在我真正明白了这个理。妈妈就是这行行里的其中一行“状元”。
我妈妈并非“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也是“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好妈妈”。其中最精通的就是做饭烧菜。
我妈妈做的饭菜不仅看着美，闻着香，吃着那是更味美，总是让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最叫人叫绝的是她烧菜的时候，只见她散步似的走向厨房，随手把挂在衣架上的围裙拿了下来，然后把手伸到身后，手指在围裙带子上弄来弄去，眨眼间围裙就系好了。接着她若无其事地走到水池边，从袋子里拿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只见她把鱼按在菜板上，哼着轻快的歌，抽出菜刀，在那条鱼身上一番“胡弄”，鱼身上的鳞片就像“自然”的脱落了，然后水里洗了几遍，就顺手把鱼放进了油锅里，再放入各种调料，鱼在锅里吱哩呱啦，一会儿妈妈又在锅里放点这，一会儿放点那，一会儿又掂锅翻炒，不一会，一道美味佳肴就做好了。
妈妈，我的妈妈，她朴实，她勤快，我爱这样的妈妈。
我只念了三年不正规的小学，是个低文化水平者，却终身靠笔杆子工作，且成长为作家，已出版《夫妻出征》和《送寒衣》两本潮剧，及《归侨赤子陈长明》长篇纪实文学，这三本书连同小说《怪鸟冀掉下来的人》、潮州歌册《龙腾虎跃》、相声《丢钱包》、快板《送侨批》、散文《赤子狱中情》、《演出之前》以及大型潮剧《斧头记》上下集(合作)、小潮剧《婆媳之间》、话剧《志在山河》等共10多本(篇)作品先后获奖。我能成为文艺工作者并创作出一些作品，非靠夭赋，只靠内外两个因素—
外因是党的长期培养;内因是刻苦自学。
我童年侨居马来西亚，很早就参加了当地革命斗争，自知文化水平太低，难以更出色完成任务，便决心努力向文化知识进军。怀着此坚定志气和理想，我长期不懈地刻苦自学。
先从外因—党的培养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来亚共产党地下党员邓秋到我侨居地育侨小学任教，当他获悉日寇占领时期我参加地下抗日斗争的表现后，便培养我继续上进、使我认识了共产党，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1945年9月我加人了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又教我为进步报刊写通讯和学写文章，处女作散文《鼠笼里的老鼠》和《牛仑山游记》终于在《现代周刊》习作栏发表，这些是他一个共产党人对我倾注心血指导的结晶。他劝我少看些剑侠和言情小说，多看些进步书籍，经他引导，我自此便专一地阅读比较进步的北方文丛出版的书，读了一本又一本，越读越爱读。该文丛所出版的书，多是我国解放区作家如周立波、丁玲等的作品，内容则反映我党领导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广大党、政、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缔造新中国的轰轰烈烈斗争故事。读这些书，如同不断沐浴党的阳光雨露，日益热爱党，更加热爱祖国!
约于1946年，我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胡愈之(解放后首任中央出版署署长)主编的新加坡《风下周刊》，附设“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以函授方式指导青年自学。胡愈之自任社长。该社先办初级班，设语文和政治常识两门课，学制一年。语文课选读的全是我解放区作家的作品，政治常识则学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及毛主席主要著作等。办完初级班续办高级班，课程、学制与初级班相似。我经邓秋推荐参加了初、高两个班的学习，成绩优秀，受到表彰。高级班毕业后，由该社推荐，转读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文学系。该校是达德学院的附设单位，达德学院则是共产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其导师都是进步专家学者，其中一部分解放后是我国高、中级干部。“持恒函授学校”的课本与达德学院相似。我进该校后，第一课读茅盾的作品《创作的准备》，第二课读丁玲一篇短篇小说……在上述这两个函授学校学习，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共产党。
1948年6月20日，原马来亚英殖民主义者颁布反动紧急法令，对进步人士疯狂镇压，无数人在一夜之间同时被抓进监狱，一时间全马阴风滚滚，白色恐怖考验着每一位革命者的革命气节，我被迫中断了“持恒函授学校”的学习，参加了马共领导的游击队。1949年4月我加人了马来亚共产党，不久我被捕人狱，面对敌人的刑具，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了我的信心，许多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在身上化为巨大力量，我经受了酷刑的考验，未向敌人屈服。
监狱是座熔炉与大学。我在槟城木扣山集中营经历一年半铁窗生活，狱中秘密组织“生委会”组织难友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以能者为师。我既教别人，也拜别人为师。政治学习则是对千方百计搞到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与《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文章的单行本进行学习。
我终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组织分配我到汕头市文化馆图书组工作，我欣喜若狂，连续七年，我把全部休息时间泡在这知识海洋里。其间，党组织又先后送我到本省和原中南区两个图书馆工作培训班和广东省文化厅的艺术学院学习，并到北京和山东图书馆参观、实习。回国后我即要求转为中共党员，1956年正式提出申请，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接纳，但我始终坚定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1958年，组织调我到汕头市文化局工作，我开始创作文艺作品。为了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我写的作品大多通过市文联创作组讨论，再修改提高。有的作品得到了群众和上级的好评，大大加强了我的创作信心。我就是这样相继写出一篇又一篇作品。
文革期间约十多年我辍了笔，但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宗旨，从未间断自学。广东省归侨作家协会发出电影剧本和小说征文大赛讯息，我写了一篇二千多字小说《异族情》，没多久便人选发表了，我大受鼓舞，连夜创作出另一篇一万多字小说《怪鸟翼掉下来的人》又人选发表，成为此次征文大赛中五篇获奖作品之一。此后，又有一本书和六篇作品获奖。其区别，在文革前我写的作品全为供演出的剧本或通俗文学，后期作品则有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
1982年10月，我终于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我决心将我的余生全部贡献给党的工作。
我家住在比利时。比利时是个富有的国家，经济文化水平都很高，但在我心中比利时还是不会胜于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自从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再次去中国旅游，让我了解了更多的祖国文化和许多有趣的知识，使我更加觉得作为一个华侨是多么自豪!我多么希望那些对中国不了解的外国人也亲自去中国看一看。
中国是我去过多次的国家，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算这次。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去了很多城市，每个地方都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和浪漫的回忆，多得讲也讲不完，所以我只好把最好玩最有趣的讲给你听啦!
让我最难忘的是在云南，它也是最有民族特色的。回想起来真是好开心……
那天我很兴奋，因为我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昆明。导游小姐告诉我们，在昆明有一种特别的风俗，管女士叫“阿诗玛”，男士叫“阿黑哥”。它来自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你去问任何一个人，他们都知道。可我的姑夫呢，他的皮肤像白雪公主一样白，所以我决定叫他“阿白哥”，可是导游说在这里“阿白哥”的涵义是贪吃偷獭的人，我们听了以后乐得嘴巴都咧到了耳朵根。我们潇洒的旅游就这样在欢笑中开始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渐渐地了解了许多云南民族习惯，还在石林那儿穿着撒尼人的服装拍了照片。你知道吗?连撒尼服装也有故事呢!女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两边各有一个三角。这两个三角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有一个男子想向一位女子求婚，就得摸到她帽上的三角。当然女子只会让她的意中人摸到自己头上的三角。那他们就该结婚了吧?不，因为结婚不是开玩笑的事，女子为了考验那个男子对她是不是真心，就让他在她家里做三年劳力:耕田、洗衣、做饭……等等。三年之后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男子就在家里管孩子，喝喝酒，斗斗鸡，而女子却出去赚钱养家。听了这些我觉得特别稀奇。
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森林里长满郁郁葱葱的树，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涂涂流过。我们沿着小溪走进了茂盛的森林，走啊走，有时还得踵过小溪，还好小溪里有一块一块的石头。我们踏着石头，走了半天，正觉得无精打采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破亭子，亭子边上有一个好特别的秋千。我们立刻来了精神。一口气跑到亭子边。以前在比利时，我曾荡过普通的秋千，可从来没在一条小溪边上荡过秋千，你知道吗，那秋千挂在一个好大好大的树权上边，起初我有些担心树权会吃不消，可是又想刺激，所以就跟我姑妈坐了上去。更奇怪的是那秋千同时能坐两三个人。当我们被管理人员固定在秋千上以后，还没来得及害怕呢，我们就从高处被推了下来。啊!我的心似乎跳了出来，太刺激了!这种感觉也是第一次休会到，又浪漫又新鲜，你会感到一股微风从耳边掠过。周围全是绿色，自己好像在绿色的世界里飞舞。坐完第一次我真想再坐一次，可是天忽然下起大雨，我们就赶紧往亭子里边跑。钻进亭一子，我抬头往远处一看，呀!那边还很晴呢!一点雨的迹象都没有。我才明白云南十八怪里为什么有这样一怪:“这边下雨那边晒”。
呀!怎么亭子里也下起雨来了呢?啊!原来是亭子漏雨一了，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撑开一了雨伞。这时爸爸开了个玩笑说:“我们应该再加个‘怪’，云南第十九怪，那就是屋子里面撑雨伞。”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听我讲了这么多，你是否也想到云南一游呢!其实像云南这样好玩的地方有很多，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因为有一句俗话，那就是:“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