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那天，是全中国举国欢庆的日子。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让我们回放历史，回到“百团大战”的那段痛苦时光……
1940年，由于日本法西斯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不仅使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准备大战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引领下，八路军105个团，将全面抵挡日本人的侵略，展开一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指的是一百零五个团同时进行战斗。但是，战斗过程中，也并不是完美的。日本军队拿着枪，一个个横扫村庄，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倒在血池之中，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有多少土地被战士的鲜血染红！最终，八路军不负百姓所望，把心火和怒火，换成复仇的炮火，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为持续了多年的艰难抗日，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歼灭日军46000余人。
看完《百团大战》，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我深有感触——
“一个人如果关在笼子里连气都喘不了，还怕什么冒险！”是啊，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如果被困难压倒，为何不能试试去挑战、去解决。精彩的人生，有时是靠冒险得来的！学会拼搏，学会去冒险，当然要比“关在笼子里”强。即使只有一丝的希望，也要不断去努力。这是《百团大战》教给我的第一点——学会冒险。
“日本人想要困住我们，我们就要破这个‘囚’字，改写这个‘囚’字。”没错，想要自由，就得学会去拼！当被别人所困，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拼搏。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困难击碎，还要去改写。“囚”字，四面封闭，如果破一笔，那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人”被关在里面，就要勇于拼搏，要破就破它个七零八落。这是《百团大战》教给我的第二点——学会拼搏。
“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对啊，这才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自认为不好的可以不说，但是，既然说了，就得做到，做好！如果一个人光说不做，便永远不能取得成功；如果一个人光做不说，便永远都得不到最好的方法。这告诉我们：人，只有学会交流，学会行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百团大战》教给我的第三点——学会说到做到。
《百团大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要想种族不灭，就得抗战到底。只有不放弃，才有未来的希望。并且，它向世人宣告：中国人还在，中国还站着！
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也一触即发。
所谓“内战”，其实就是外国眼中的“中国人打中国人”。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他们都等着看这一场“好戏”。
但戏总是要结束的，这场长达4年的戏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圆满杀青。毛主席口中的“老蒋”也灰溜溜地跑到了台湾，再不敢抛头露面了。
且不说这内战打的有多艰辛，蒋介石和毛主席斗智斗勇倒真有点费力气，一会儿往你那扔个炮，一会儿又在你那安插个间谍。但毛主席可不是好欺负的，带着将士们就解放了延安。而老蒋只能在秘书嘴边听见“延安没了”这四个字，也算是自作自受啊!
这部电影中，“郭师傅”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人物。他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却让我们都记住了他。郭师傅是个憨厚朴实的厨师，见到毛主席时紧张得手足无措。毛主席给了他根烟，他舍不得抽，就别在耳边。毛主席见他这样子，就把一包烟都给了他。后来蒋介石安插在主席身边的间谍把主席的位置泄露出去，飞机向那里疯狂轰炸，郭师傅为了给毛主席把早餐弄好送过去，不幸被炸死在厨房门口，最后留下了他随身带的背包。但是最戳中我泪点的是在郭师傅的墓前，还摆着一包没动过的香烟，就跟毛主席给他时的一模一样……
新中国的成立实属不易啊!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居安思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签署投降书。至此，中日战争正式结束，中国赢得了对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进逼大沽口，炮轰国民党阵地；1927年4月3日，制造四三惨案；1928年，皇姑屯事件；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1931年5月，制造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了火和血的洗礼的中国，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举国欢庆，有的跳舞，有的唱歌？顿时欢呼雀跃，热情高涨，一片欢腾景象。
68年后，似乎还能感受的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签署投降书。至此，中日战争正式结束，中国赢得了对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进逼大沽口，炮轰国民党阵地；1927年4月3日，制造四三惨案；1928年，皇姑屯事件；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1931年5月，制造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了火和血的洗礼的中国，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举国欢庆，有的跳舞，有的唱歌？顿时欢呼雀跃，热情高涨，一片欢腾景象。
68年后，似乎还能感受的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66年前，1945年8月15日，一个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的日子：日本无条件投降。
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我们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取得的第一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军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
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反法西斯，壮烈牺牲；狼牙山顶，五壮士舍身跳崖；晋察冀边区，雨来智取鬼子……
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那些悲壮义举，铁骨忠魂，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在我们中华历史上曾蒙受巨大的耻辱，给予人民沉重的灾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英勇抗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多少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大家抚摸一下胸前的红领巾，抬头望望血红的国旗，那井冈山上染红的杜鹃，长征路上烈火烧红的天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当年南征北战、重振中华的往事；红军时期宁死不屈的各位烈士，指挥战争不怕牺牲的杨成武，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坚信着“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能丢”的英雄烈士们……就是他们，用革命先驱用鲜血、用生命给所有的人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美好的日子，立志勤奋学习，为建设绿色家园做好准备吧！
在抗日战争中，有多少民族英雄壮烈牺牲，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将会成为永久的丰碑，永垂不朽！
通过重温那一段悲壮、激越的民族记忆，使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此，我要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为建设泰安：“蓝天、碧水、青山”绿色家园做好全面准备。
“1945年8月6日，清晨依然温暖而美好。”一名广岛医师在日记中刚刚开头，一场名字叫做“小男孩”的灾难就降临了。一阵白光闪烁，死亡世界与生命世界——两个本是平行运转的空间——汇聚在一起，广岛瞬间化作一片沉寂。在那一刹那，我们听见了多少灿烂娇艳的鲜花凋落的哭泣，多少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何其无辜”的哀叹。
细究这场打破平静生活的灾难源头，还要从美国所谓的“和平主义”和反法西斯出发。一枚小小的原子弹，却造成大面积的伤亡和幸存者的绝望。这种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做法行径，正是令世人深恶痛绝的滥用科学，为世间君子所不齿。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在取得巨大的科学成就、发扬21世纪新人文精神和缔造新生活王国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譬如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地的重重危机。如此种种，警醒人类将悲天悯人、同情弱者的人文情怀和开拓创新、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相融合，铸造人文与科学并行的钢铁宝塔。
人文情怀的出现是必然的，在科学精神出现之前就已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就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并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在西方的文明之源——希腊文明中，希腊人在农业的基础上探索海洋文明，形成了追求客观永恒的真实的科学精神，并为后人留下了科学精神的模型。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中，科学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肯定。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在他的著作中始终贯穿四种指导思想——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1952年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和1959年斯诺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们主张使科学与人文平起平坐。但不久后科学与人文形成冲击，唯科学主义之风盛行。唯科学主义，即民族虚无主义，非理性地以科学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单以民国时期汹涌成潮的“废医论”为例，便可证明唯科学主义完全是电照风行的谬论。在当时，唯科学主义成了整个社会膜拜的对象。不光民国政府大力施行“扶洋抑汉”，就连鲁迅、胡适等新知识分子也极力排斥中医，形成了轰动一时的“废中取西”。唯科学主义颠覆了各界的观念，为中医的发展甚至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不赀之损的创伤。整个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直至现在仍余波未平。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源远流长的主脉，迸发出无数激情的火花。科学与人文二者的平衡发展，是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位于世界前沿的战略价值，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科学与人文融合进步，是现今中国推行全球化、经济高度发展和处理那些亟待解决难题的社会需要。科学技术是推动人文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也是二者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历史逐步推进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比如中国1972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人文和科学并不能依照人民的愿望顺畅运转，总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摩擦，从而对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所造成的伤害，就源于科学、人文、生活三者天平的不平衡，更主要的原因是科学与人文的疏离和异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发表了他的看法：“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发展人文情怀，如何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舒适感。”他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论也道出了不少各界泰斗的心声，对人性善恶本质进行深刻的哲学分析，辩证评价人类文明，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表示忧虑，也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发出警示。
对于未来，人们应注重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善用人文价值以促进科技的高度开发和二者的融通，进而控制好对外在世界的把握能力和对内在宇宙的把握能力，使人类及其后代皆享受到高度化的生活自由。如果人类可以驾驭好人文与科学的马车，那么我相信，温暖而美好的清晨将取代世界的一片沉寂，幸福会在指尖流淌。
66年前，1945年8月15日，一个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的日子：日本无条件投降。
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我们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取得的第一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军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
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反法西斯，壮烈牺牲；狼牙山顶，五壮士舍身跳崖；晋察冀边区，雨来智取鬼子……
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那些悲壮义举，铁骨忠魂，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在我们中华历史上曾蒙受巨大的耻辱，给予人民沉重的灾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英勇抗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多少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大家抚摸一下胸前的红领巾，抬头望望血红的国旗，那井冈山上染红的杜鹃，长征路上烈火烧红的天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当年南征北战、重振中华的往事；红军时期宁死不屈的各位烈士，指挥战争不怕牺牲的杨成武，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坚信着“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能丢”的英雄烈士们……就是他们，用革命先驱用鲜血、用生命给所有的人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美好的日子，立志勤奋学习，为建设绿色家园做好准备吧！
在抗日战争中，有多少民族英雄壮烈牺牲，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将会成为永久的丰碑，永垂不朽！
通过重温那一段悲壮、激越的民族记忆，使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此，我要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为建设泰安：“蓝天、碧水、青山”绿色家园做好全面准备。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人师大附中学习的。怀着喜悦的心情结束了亡国奴的日子，谁又想到迎来的却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我校对门就是师范大学。师大同学要求“复大”的斗争，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游行队伍被堵在校内，不准上街。我们隔墙看到军警如临大敌，棍棒相加，围堵游行队伍的情况，感到十分气愤，激起对国民党统治的严重不满。
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部分同学住在成方街师大附中宿舍，自己办伙食，深受物价飞涨的影响。北平学生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美国大兵污辱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镇压东北流亡学生的惨案，激起同学们极大义愤。有正义感的广大同学积极参加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各种社团活动，参加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各种抗议活动。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北大民主广场参加“千人黄河大合唱”晚会，回到成方街宿舍，大门关了，没办法，跳墙而入，受到训育员的严厉批评。
1948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升人本校高中。当时，由莆骏麟发展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接受组织上给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其他同学复习功课、报考高校和办好伙食，以便让大家在高考期间吃得好、吃得饱，好有充足的精力参加考试。不久解放军围住北平，组织上要求我们护校，于是我们动员住在成方街的同学们搬到学校来住，增加了护校的力量。护校的重点是图书馆、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以避免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遭到破坏。民联还组织同学们散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背着大刀片巡逻的情况下，同学们巧妙地借上街卖报的方式，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庆祝五一”口号等夹在报纸中，送给住户。
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领导我校民联的负责人，正在北京大学三院(北河沿)开会，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到大街上去欢迎解放军。记得我们贴标语.、喊口号，压抑在心中的喜悦一下进发出来，有的同学还爬到坦克上，摇旗欢呼!
北平解放不久，师大男女附中的同学们组成宜传队，下乡宜传，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市里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彭真同志做了报告，接见代表们。我曾有幸代表师大附中参加了这次会议，还请彭真同志签了名，我一直珍藏在笔记本中，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会后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师大、男附中、女附中、女二中等学校被选为学联的执委单位。我作为附中的代表也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委员。办公地点在沙滩北京大学的院内。一直工作了半年多。署假期间，我作为学联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西南区暑期青年学园的工作，组织同学们听讲座和搞各种文体活动。讲座主要是宣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介绍英雄事迹。署期结束后，我才回校继续学习。
回校后，又担任了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工作。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曾数次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但都未获批准。1951年高中毕业，被选送去前苏联念大学，学水利。
回忆在附中读书的岁月，正是我们国家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我个人来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党组织的培养，师长们的教诲，同学们的帮助，使我按校训“诚爱勤勇”的要求，沿着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走过了50年。
感谢母校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边学俄语、边学正课的情况下，用五年时间顺利完成学习任务。1956年毕业回国后，立即投身到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去，参加了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大伙房水库和开原县的清河水库的施工，搞了十多年的基本建设管理，1978年调回北京，参加了北京地区水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移划、管理工作。1993年离休后，又被聘为《北京水利》《双月刊》和《北京地方志·水利志》的主编，一直工作到现在。
50年来，一直忙忙碌碌，虽没有什么突出成绩可言，但一直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因为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贡献，使人民获得幸福，使祖国更加强大。
我1945年人师大附中，1951年毕业。初中三年经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如火如茶的学生运动，高中三年先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然后是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学习。这六年国家有翻天筱地的变化，在这期间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我回忆起几件有趣的小事，那是很能说明我是怎样由一个无知儿童到追求进步的少年再到学习优良体魄健全的青年的成长过程的。
解放前，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师大附中是男校。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聚到一起犷中学又没有小学管得那么严，我们充分发挥着淘气的天性。刚开学没有一个月.小伙伴们已经很熟了，经常在一块儿打闹。一天，预备铃己打过，教室里仍乱成一锅粥。这时训育员大刘来了，大多数同学都迅速归位，只有我们四个人没看见大刘，还在折腾。我正拿起铁壳的黑板擦掷向一个同学，那板擦落在大刘的脚下，铁壳与毡片分离了。大刘把四人带到了教育处。训育处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的机构，训育主任姓萧，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萧头儿”。萧头儿板着面孔训斥着我们四人:
“你们这个样子哪像个中学生?严重地违犯校规!”他的眼睛扫到我的身上。“咦!你的胸章呢?裹腿呢?”
我们那时的校服是黑色的学生服，带黑硬沿帽，白帽翠，打草绿裹腿，左胸佩布质胸章。像军人那样把长长的裹腿条紧紧地缠在腿肚子上，实在难受，很不习惯。又因不会打，常常秃噜下来，这时索性把它解开。我们没有校徽，胸章上面印着“教育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七分班附属中学”，国民党政府不承认沦陷区的学校，也不承认学生的学籍，把学生编人补习班，于是“师大附中”就成了这么一长串)填写着班级和姓名。那天正好胸章后面的子母扣脱落了，我把它扯下来，放到书包里面了。
萧头儿拿起毛笔，一边口中叨念，一边拿一张纸在上边写:“裹腿不打，胸章不佩带，在教室毁坏教具。”他抬起头，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你不用上学了，回家把你爸爸叫来!”
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哇的一声哭天嚎地泪如泉涌。他们三人也吓哭了。我鸣咽着求饶。萧头儿对我们猛训了一通话，反正听进去没听进去我们都连连点头称是。最后只听得一声:“回去上课吧!”我们灰溜溜地离开了训育处。
我们没回教室，人家已经上了半堂课了。我们躲进厕所商议对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冷静下来一想，萧头儿不过是耍了一个下马威，也没把咱们怎么样。这一段事我们别告诉家长，同学问也别说。形成了正式的决议之后，我们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教室，接着上那半堂课。
从这以后，我学会了怎样应付训育员。我是一个处处淘气而又不触犯校规，绝不让训育员抓住把柄的“好学生”。
1945年春天，我在师大附中读初二，北京上空出现美国B一29重型轰炸机，在万米高空缓慢爬行，后面拉出一条银白色的飞行云。夏天，日本投降了。大家盼望新生活的来临。然而，好景不长，盼来的却是美国吉普车的横冲直撞。接着便是内战又起，经济滑坡，物价上涨，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暑假，解放战争进人第二年，蒋介石军事失利，经济危机引起教育危机，不少教师和学生面临失业和失学的危险。平津学联发起助学运动。由于同乡关系，我结识了罗三都同志，他是师大附中最早的地下党员之一。在他的影响下，我与班上部分同学议定，以学生会合法形式，展开了助学活动。动员享受公费的同学，自愿定期拿出自己的部分公费，资助贫困同学。师大附中学生以埋头读书、好学上进著称于世，这时又能发扬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使我十分感动，至今念念不忘。
1947年，物价大幅上扬，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发动战争，镇压民主，激发了人民的反抗。特别是青年学生频频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这年夏天开始，我与罗三都单线联系下，参加了“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各项活动。我记得那段时间里，参加过两次较大的示威游行。一次“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队伍经过当时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官邸时，国民党宪兵围追，坦克前堵后截，如临大敌。另一次是支援东北流亡同学“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这次游行是在东北流亡学生抗议北平参议会停发会费、实行军训、请愿时被打死十七人，打伤百余人后举行的。两次游行，我均被指派为纠察人员。
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作为中学生，当时主要工作是利用寒署假，组织进步学生参加“学习班”、“读书会”。通过读书和学习，认识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提高认识和觉悟，做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迎接解放。
通过读书会，在同学中传阅进步书刊和宜传品。像《西行漫记》、《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外包上旧小说书皮，伪装起来。也有苏联小说《士敏土》、《高尔基三部曲》、《铁流》。中国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从中看到了创造新社会的希望和远景。
那两年，也和校内外同学一起，参加过清华、北大学生会组织的“著期补习班”。班上除少量的进步演讲外，大部分时间是进步青年的集体联欢和户外活动。活动多半在北大校内，在钓鱼台(现在玉渊潭公园)的小山上。大家拉起手跳集体舞，放开喉咙唱欢快的歌:“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解放区的天”、“二月里来好风光”、“大生产”、“团结就是力量”、“黄水谣”、“大路歌”……
通过这些前所未有的活动，使我发现在沉闷的学习环境外，另有一个新天地，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个人的前途……美好的日子不会太远，但要通过斗争得来。
凭着青年人的热情，有时也甘冒风险，做一些自认为有益解放的事。我记得，通过罗三都的单线联系，让我去北大四院领取进步书刊和解放区消息小报并在附中传阅，过后送还。一次刚出北大校门，便被国民党警察堵住，搜查我的书包。所幸进步书刊全部经过伪装，封面是《老残游记》等，侥幸过关。
1948年底，我在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中，发展了一批“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成员，有:崔永昌、梁象敏、章立源、傅燮阳、陈家璞、石延安、刘寰宇、刁传基诸同志。民联当时的章程如今虽已发黄变脆，但我依然保存着。
12月，平津战役前夜，我接受了散发(解放军前线布告)等宜传品、复印解放区报导传单等任务。由梁象敏刻腊板，下课后，我们躲在工友宿舍桌下油印。夜幕降临后，骑上自行车，穿行胡同小巷，见机把《北平市军管会告北平市人民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传单塞入一个个紧闭的门缝中。有时大胆按一下门铃，然后猛蹬自行车，飞快“逃离”。怕被人发现，心情不免紧张，但想到住户的主人看到传单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会有所了解，起码会以平静稳定的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愉快抽然而生。
为了更好地散发传单，有时下课后到前门箭楼前，向晚报批发商夏些晚报，卖晚报的同时，把传单散发出去。我们还把油印、铅印的宜传品，用邮寄方式寄给亲戚朋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当前的形势。
有一天晚上，骑车经过西长安街，乘警卫不注意，我把预先抹好粗糊的传单贴在路北的国民党某机关门外的墙上。那种胃险完成任务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1949年元旦刚过，我们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活动。2月1日，大家举着在学校糊的小旗，到前门街列队迎接解放军人城。
寒假过后上课不久，全校学生举行了一次民主普选，经过激烈竞争，我被选为北京市中学生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将近一个月的活动中，我见到了从解放区来的各位党的领导，听了许多有意义的报告。回校后，师大附中与育才中学合并，我又结识了解放区来的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一起参加空军的战友。
3月，地下党公开，“民青”、“民联”成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被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这期间由学校推荐，也曾去全国青年联合会帮助做一段工作。
6月，署假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华北航空处，到我校招收航校学员。经校领导推荐，考试，我与上一年级(49届)的王治平等十几位同学及育才来的十几位同学被录取，参加了解放军空军。7月10日，踏上了征程。
六年后，1955年，我从空军歼击机部队调回北京军委空浑训练部。1958年初，从空军调人陆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回想起在师大附中的五六年的校园生活，比起五十年的蹉陀岁月，虽显短暂，但所受的教育，却隽永而绵长。附中教我正正堂堂做人，勤勤恳恳学习和工作，关心国家和集体，热爱朋友和人群。我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军队建设事业，甘心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块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