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台湾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们称赞一本即将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地方史稿》，说它是用“半个世纪爱国热血写成的。”
半个一世纪，五十年，不算短啊!司马迁写《史记》花了十八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费了十九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二十七年，如今《台湾地方史稿》却用了五十年时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访问了该书的作者。他就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笙教授。
陈教授说:“从我关心台湾，立志对台湾地方史的研究，到今天成书，己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虽谈不上用功之深，却可说明在学术的道路上是曲折的、艰辛的。”
他讲了第一次去台湾的经过。一九三二年二月间，正在日本留学的陈碧笙因为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时仇上海“一·二/\”抗战，轮船不能靠岸，转驶到台湾基隆。陈碧笙从基隆来到台北，举目无亲，当地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生在祖国大陆，倍感亲切，主动给予热情的款待。一天晚上，台北传闻上海抗战大捷，日军司令白川被击丧命，全市鸣放鞭炮直至天明。从此，台湾同胞的骨肉情谊更是深埋在他的心坎里，不时引起他的思念和关切。他在台湾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台湾的记载，当他读到“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糖谷之利半天下”的诗句时，惊叹不已，对祖国的宝岛寄以厚望。这时，他遂萌下撰写台湾史的念头。
翻开地图一看，台湾本岛象一座大楼旁的小尾一样，被台湾海峡从大陆边缘轻轻切开了，但又紧紧靠在旁边，这种地理上既相隔而又相联的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当时，陈碧笙找到一本《台湾使搓录》，书中说:“台湾诸山都是由福州鼓山发源。”游客们登鼓山大顶峰，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极目远眺，隐约望见一座山，有人说这是高耸在台湾北部的鸡笼山。陈碧笙把古籍中有关台湾与祖国大陆存在地理上联系的记载统统搜集在一起，并作了大量的笔记，不幸的是，他的书稿由于到处颠簸，几乎全部丧失。
恒心的力量是无穷的。陈碧笙教授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书稿丧失，但是，有了恒心，便有重振旗鼓的力量。”他又讲了第二次去台湾和第二次重新搜集资料的经过。有关台湾史的书稿丧失之后，更激起陈碧笙的爱国热情，他一面继续搜集台湾史的材料，一面积极参加抗战的活动，关心台湾的前途，殷切期望抗战能使台湾回归祖国。一九四三年底，他与一部分爱国侨胞和闽台籍知名人士庄希泉、宋斐如等在桂林组织“闽台协进会”，致力于宣传光复台湾。抗战胜利，台湾归回祖国。国民党趁机大肆“劫收”，引起台湾同胞的强烈不满，爆发了一九四一七年的“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实行武装镇压，引起全国人民的抗议。“闽台协进会”联合旅京沪六团体，组织一批人士专机飞往台北调查。陈碧笙作为调查团的成员第二次来到台湾。一匕机抵达时，机场上国民党军瞥林立，调查团人员被监视在旅馆里，不得与外界接触。在旅馆的服务员和厨师们的协助下，台湾同胞化装潜入旅馆向他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队屠杀革命群众的材料。回到上海，陈碧笙以调查团代言人的身份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此次调查中，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深深地教育陈碧笙，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大量的史料证明，台湾人民不屈于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争自十七世纪初期的荷兰、西班牙至十九世纪后期英、法、美、日，一而再，再而三地相继侵入台湾，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作英勇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此时，他又对台湾史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反映台胞的爱国斗争。
对于这样一本洋溢爱国热情的学术著作，在国民党时代没能准予出版。这对一个作者是多大的打击。但是陈碧笙并未因此而灰心，他继续进行台湾史的研究。一九四八年春天，陈碧笙第三次到台湾，他遍游了台北、台南等地，对台湾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全面和实地的考察。他和考占学者发现台湾山脉走向与祖国大陆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完全一致，呈东北—西南方向。他又实地查着了考古学者在台湾发现的许多在古代大陆生活过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化石。这些动物都不会游泳过海，而是远古时代，从陆上走过去的。他还从植物学者那儿褥到证实，台湾固有树种与祖国大陆通有者有六十七属，八十一种。从这次实地考察中，陈碧笙得出结论:台湾本岛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A忙，没能致力于台湾史的研究，但是对台湾的悬念一天也没离开过脑际，他利用业余时间又搜集了不少台湾的历史的材料，并坚持作读书笔记。他说: “不动笔墨不翻书。知识靠一点一滴积累，书稿也是靠一页一页写成的。”在一九六一年筹备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中，他开始致力于台湾史的研究。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把多年所积累的材料整理成文，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向题，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完成了《台湾地方史稿》一书。
访问结束时，陈碧笙教授把他的著作稿样送给笔者。他说:“撰写一部台湾史的计划虽然实现了，但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台湾回归祖国还没有完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到台湾岛进行访问，与台湾历史学界人士交换意见，共同发展我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