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全盛时期，洪秀全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正式确立与清朝对立的政权。
就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派们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连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也联合地方上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进行实业救国，为此，他们采取了创办军事工业，发展新式教育，创办民用工业，训练新式军队，筹建新式海军，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海军，其中以北洋规模最大，在当时亚洲海军排名第一，世界第八。
但是，极其富喜剧且丧权辱国的一幕发生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为实现征服朝鲜，侵略中国，占领亚洲，称霸世界的梦想，发动了丰岛海战，随后，在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
不过，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入侵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再加上其内部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挤压，所以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其实，资本主义的变法道路以及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行不通的，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清朝统治者昏庸愚昧，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再加上外国资本军国主义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压下，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变法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出自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极其腐败，君主专制制度也不适合君主立宪制，所以改良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专政统治，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成功，才能走向中国。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列强学习，学习的前期失败也是难免的，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都弥补了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拯救中国的空白，因此，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中国人民爱国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表现，是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可以说，洋务运动从长远看也可以说是成功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师夷技以自强”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中国化，为中国摆脱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
你对洋务运动是什么看法？
1956年3月，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党给了我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这是无价之宝，使我精神充裕，毕生受用，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
这份珍宝得来不易，我经历了6年的磨炼才得到它。在这期间，我接受了党的培养教育和严格的思想改造，使世界观有个根本的转变。1949年底，进人南方大学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澳门生活了十多年的青少年，在教会学校里就读。快要高中业时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殖民地的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潮的启蒙，激发起爱国热情，向往革命，立志为建设新中国事业服务。我放弃了报考香港远东航空学校的机会，瞒着寡母，偷偷报考南方大学。当时，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名副其实。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及艰苦的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学习方法，批判和抛弃了在澳门时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产生的诸如光宗耀祖观念，追求个性自由等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信仰上帝神佛等唯心主义世界观，初步确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段日子为我后来参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南大毕业后，我分配回原籍江门。经过土改、民改、镇反、肃反等锻炼，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奉献精神支配着我，对个人生活考虑甚少，也耻于考虑，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步步加紧，从不放松。有两件事可见一斑。我到江门镇委工作不久，因环境陌生，不惯独立工作和生活，产生思挂家人和同学的念头，于是向领导撒谎说母亲病重，请假去澳门。其后，通过政治运动和多次党课教育，认识到这不符合党员的要求，对组织不忠诚老实，是个人享乐主义思想作祟，就主动向组织曝光，作深刻检查。1956年制订向科学进军个人规划时，我提出了把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从宣传部主办干事的水平提高到部长的水平，后来在党员转正时，我把它看作个人名位思想来检查。这两件事反映了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为理想去奋斗而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潮流，适应着那个年代革命与建设的需要。
共产主义理想成了我的灵魂后，产生无穷的力量。推动我好学向上。结合实践我进一步研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努力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动脑用笔、调查研究、逻辑思辩、分析综合、计划总结、组织宣传等。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支配下，我确立起坚强的组织观念，从开始搞调查统计，调去搞土改、工运，其后又调去搞宣传工作，都二话没说。革命于劲十足，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办人大会刊七天七夜每晚只睡一两个小时，患上肺结核病仍坚持通宵达旦大炼钢铁。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市委领导的信任，指派我整理周总理来江门视察时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主编市委编印的《江门十年》小册子，协助领导筹办《江门报》等。每干一件，我感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添一砖一瓦而幸福自豪。
1956年3月，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党给了我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这是无价之宝，使我精神充裕，毕生受用，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
这份珍宝得来不易，我经历了6年的磨炼才得到它。在这期间，我接受了党的培养教育和严格的思想改造，使世界观有个根本的转变。1949年底，进人南方大学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澳门生活了十多年的青少年，在教会学校里就读。快要高中业时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殖民地的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潮的启蒙，激发起爱国热情，向往革命，立志为建设新中国事业服务。我放弃了报考香港远东航空学校的机会，瞒着寡母，偷偷报考南方大学。当时，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名副其实。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及艰苦的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学习方法，批判和抛弃了在澳门时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而产生的诸如光宗耀祖观念，追求个性自由等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信仰上帝神佛等唯心主义世界观，初步确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段日子为我后来参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南大毕业后，我分配回原籍江门。经过土改、民改、镇反、肃反等锻炼，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奉献精神支配着我，对个人生活考虑甚少，也耻于考虑，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步步加紧，从不放松。有两件事可见一斑。我到江门镇委工作不久，因环境陌生，不惯独立工作和生活，产生思挂家人和同学的念头，于是向领导撒谎说母亲病重，请假去澳门。其后，通过政治运动和多次党课教育，认识到这不符合党员的要求，对组织不忠诚老实，是个人享乐主义思想作祟，就主动向组织曝光，作深刻检查。1956年制订向科学进军个人规划时，我提出了把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从宣传部主办干事的水平提高到部长的水平，后来在党员转正时，我把它看作个人名位思想来检查。这两件事反映了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为理想去奋斗而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潮流，适应着那个年代革命与建设的需要。
共产主义理想成了我的灵魂后，产生无穷的力量。推动我好学向上。结合实践我进一步研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努力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动脑用笔、调查研究、逻辑思辩、分析综合、计划总结、组织宣传等。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支配下，我确立起坚强的组织观念，从开始搞调查统计，调去搞土改、工运，其后又调去搞宣传工作，都二话没说。革命于劲十足，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办人大会刊七天七夜每晚只睡一两个小时，患上肺结核病仍坚持通宵达旦大炼钢铁。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市委领导的信任，指派我整理周总理来江门视察时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主编市委编印的《江门十年》小册子，协助领导筹办《江门报》等。每干一件，我感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添一砖一瓦而幸福自豪。
1956年9月，我由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保送升人师大附中。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我的班主任正是后来做了副校长、成绩卓著的特级教师秘际韩老师。
当时他从河北师大毕业也只有三年，是解放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风华正茂，是个篮球健将。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我们或多或少地有点怕他。
我记得当时正号召中学生贯彻“劳动卫国制”体育锻炼标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体育器材简陋，我们每天下午就去操场上练习爬杆。秘老师比我们更认真，他天天下午站在操场上，亲自督战。恐高的、偷徽的都无法逃避这种锻炼。他说:“你们爬的不是铁杆，正是美帝国主义巡洋舰上的桅杆!”听到这样的鼓动，我们个个窜得跟猴子一样快。
秘老师外表严厉，其实内秀。他的板书是一流的，粉笔字工整均匀，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不多不少在45分钟内被优美排列于黑板上。迟到的、缺课的，都能从黑板上找到讲课内容。上他的课时，看他的板书是一大享受。
有一年的新年联欢会上，秘老师这位严厉的班主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面。
那个时代物资不丰富.人们的需求也低。秘老师要求班里的每一位同学都为大家准备一份礼物，大都是同学们自己的手工作品或一些零食。然后将每一份礼物编上号，由同学们挨着来抽号码，再打开礼物。秘老师的礼物是一个鼓鼓的大纸包，编号0，不知里面装了什么好东西。轮到一位身材痰小的同学抽到了零号大纸包，他当众打开纸包，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那里面一样一样地全是些最精美的食品—果丹皮、蜜钱、糖果、小点心。当时全班同学在食欲狂热的爆发中一哄而上，抢光了这一大包美味的食品，也抢光了秘老师当年小半个月的工资，我们欢叫臂各自品尝，秘老师却坐在教室的一角慈爱地笑着。
后来我染病休学，脱离了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秘老师这个班主任也就变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岁月茬落，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上山下乡等不寻常的青春岁月后，纷纷争分夺秒地跋涉在各自的岗位上。老师的教诲早已化作内心的动力，同时我们也关注着老师的步履。
听说秘老师自1979年任附中副校长后，主管总务后勤，为学校的基本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到1985年底，学校已改造修建教师宿舍楼66个单元，四千多平方米，改善了一百多户教工的居住条件;新建教学楼、实验电教楼五千多平方米;将我们在校上课时的一片旧平房推倒建成了一座有六千多平方米、二百米跑道的大操场;在1956年以前还建成了三百平方米的阶梯教室和一座礼堂食堂双用双层楼建筑。
如今，我们重返校园已是旧貌换新颜。附中已成为一座设施完备的现代化的学校。在这些骄人的成果中，哪一项没有凝结着秘老师的心血!
后来又听说秘老师副校长的工作转移到抓教学的方面。他制定了三年的“教学整改方案”，大胆地将课程划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共设了二十多门选修课，增加了音乐、美术课。还创建了培养生产生活技能的“劳动技术课”—自行车维修、电工、缝纫、编织、中英文打字等。制定了学生的《一日生活准则》;每年组织学生参加“五月艺术节”和“十丹科技月”。
当年我们这些“青春万岁”时代的中学生在秘老师的直接关爱教育中成长起来，尔后的一届又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不断在特级教师秘老师的教学思想哺育下茁壮地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我们的秘老师将自己对祖国对党的一片赤诚爱心化做春雨浇灌着生长幼苗的沃土。
进人90年代听说他退休了，我们以为他会就此休息了。没想他仍反聘回校担任了对外交流的工作，同日本的，TVC胜利株式会社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将日文的初高中教科书的高密度电视唱盘译成汉语的教学参考资料，先后三次东渡扶桑开展教学与教材的交流合作事宜。
今天的秘老师巳箱染两鬓，在他交付的成绩单中，真是一路脚印，一串珠矶，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然而，他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人情味。
附中的特级教师尚兴久老师是教化学的，由于身体有疾，一生未婚。在他暗淡的人生晚年秘老师不断向他送去温暖，他关心他的住房、饮食和精神生活。他经常端着自家制做的、尚老师喜欢吃的面食去看望尚老师。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像对待亲人那样热情地伸出手来，这就是特级教师的风采。
我是1956年9月进人师大附中学习的。第一位班主任是秘际韩老师。那时中学老师不论男女一律被尊称为“先生”。秘先生那时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但比起现在的年青人似乎要老成。5O年代附中的班主任非常辛苦。因为面向全市招生，班里有些同学住校，秘先生不仅要关心大家的学习，还要照顾住校同学的生活。每周一班里要开周会，同学们每周还要交一篇周记。秘先生篇篇都看得十分仔细，不亚于顾岳君先生批改作文。不用说语句不通、用词不当，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一一替学生改正。我们班的地理课是秘先生兼任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板书，和教数学的刘若庄老师一样讲究艺术性。但秘先生不荀言笑，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我们都有点儿怕他。但一个难忘的下午，让我改变了对秘先生的认识。
初二上学期，我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而且是开放期，有传染性，要休学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肺结核还被看作是致命的重病。在开放期的病人，大概就像现在的爱滋病患者一样，不用别人嫌弃，自己就自卑得不行。为怕传染上弟妹，家里收拾出一小间房子，让我隔离养病。一个”岁的孩子，又过惯了集体生活，每天关在小屋子里好像坐牢，大有度日如年之感。一天，大概是周末吧，秘先生突然来了。虽然才休学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好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见到秘先生，真像见到最亲近的人。不知是委屈还是高兴，眼泪一个劲儿往外流，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母亲忙把先生往院里让，但先生执意坐进我的小隔离室。他一改平时严肃的神情，非常亲切地问长问短，安慰我安心养病，鼓励我鼓起勇气战胜病魔……这事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秘先生来家探望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58年秋，我彻底恢复了健康，转到了下一个年级学习。班主任是沈建芝老师。沈先生那时也刚刚大学毕业，但书教得极好，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她给我们讲平面几何，每堂课都有一个小测验，只出一两个题。虽然压力很大，但却受益匪浅。最让同学们佩服的是先生的解题水平和记忆力。无论是从哪本参考书、习题集上找来的难题，只要拿给沈先生看，先生连想都不用想，马上告诉你这题有几种解法，哪种最简单，如何加辅助线等，好像她刚刚证完这道题一样。我们班的同学爱下棋，记得黎建华、董仲等学友都下得不错，但很少有谁能底沈老师一盘。我们上自习的时候，沈先生常拿着厚厚的俄文讲义靠在墙边认真阅读，让我们这些不懂洋文的学生羡慕不已。后来我学俄语当然主要是受都钟秀和纪强两位老师的影响，但最初的影响大概还是来自班主任吧!
沈先生当了我两年班主任，教了我们两年数学，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但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数学知识，而是做人的道理。初三毕业时我的操行品德等级为“优”，但沈先生的一句“希望”使我深思、反省，那就是“待人要真诚”。三十多年过去，当年先生教给我的代数、几何差不多都已忘光，惟有这句话尚铭记在心，一刻不敢忘记。对于一事无成的我来说，这是惟一可以使先生感到欣慰的了。
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谷今洁老师。谷先生要求同学也很严格，有时也显得“左”了些，这使一些学友至今提起尚耿耿于怀。遇此情况，我总是劝他们多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在“左”得可爱的年代里，老师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尽管谷老师工作方法上有些生硬，但她内心深处蕴藏着对教育事业和学生深厚的爱。特别是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谷先生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实事求是，那就是粮食定量的评定。1961〕年秋，北京的副食供应明显恶化，粮食也出现了问题。学校号召同学们主动调减定量，和国家一起克服暂时的困难。当时的年轻人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尽管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无论男女同学都表示了决心，要学习老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打破“帝、修、反”的封锁，而有些同学热情太高，以至自报的调整计划有些离谱。但无论学校领导还是谷今洁老师，头脑都十分清醒。记得调整后的定量有些同学确实减少了，有些同学则没有变动，个别人甚至还增加了。合理的粮食调整，无疑对同学们的健康起了极好的保证作用。
高中二年级的班主任是陶琅老师。她和谷先生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陶先生待人热情、真诚，总是笑咪咪的。她对同学们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让你感到她有一颖金子般的心。但在学习上对我们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在她的化学课上得五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时仍在困难时期，虽不像“批白专”“拔白旗”时那样“左”了，可“智育第一”这顶大帽子还是人见人怕的。但陶老师似乎不大在乎。她常谈的多是一些治学之道和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她对我们的期望值很高，这是鼓励，更是鞭策。三十年后的今天，看看当年高二(4)班的同窗无一不是本单位的栋梁之材，其中不少是高工、研究员、教授，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一片苦心。
高中三年级分成理工、文史、医农三个专业，我在文史班。班主任是李毅老师。李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她在当年文史班上的工作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按附中的传统，毕业班的班主任都安排最有经验的老师担任。面临高考，班主任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们这个班的学友大多是一些才华横滋、思想敏锐的青年，其中有些人难免恃才自傲，或有文学青年的散漫与浪漫。这样我们就不仅有所谓“白专”倾向的问题，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了。总之，用当时的标准看，这个班是很不好带的。仔细回忆起来，我们的确为李毅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大概是添麻烦最多的一个。其他像我的朋友武思敏哪、挥恕坟哪，也都没少让老师操心。李先生为搞好这个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
她那时身休还很好，经常骑着车去家访，几乎走遗了全班每个同学的家。同学们也都把她当成大朋友，喜欢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谈。当然，我们之间也有“代沟”(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也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有分歧。李老师从不用大道理压谁，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每次和李老师谈过话，都会得到力最和鼓舞。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年轻气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平时学习不错，觉得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高考完了也很自信。发榜的前一天，学校已接到录取情况的通知。李先生看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特意到我家约我去日坛公园玩。在马骏烈士的墓前，她和我聊了半天，教我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她说，一个人能否成材不是考上哪个大学决定的，无论在什么学校读书，甚至奋发自学，都能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李先生的“预防针”当时不仅对稳定我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她的教诲更让我受益终生。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师队伍中滥竿充数，教过小学、中学、大学，现在也带研究生。我常问自己:有李毅老师那样的敬业精神吗?能像她那样热爱学生、理解学生吗?李先生病重的时候，一次正巧武思敏学友来北京出差，我和王忠云学长陪她一起去看李先生。老师看到当年的“武豆儿”现已成为报社的总编，高兴极了，几十年前班上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和我们聊了一晚上，病似好了一半。遗憾的是大家都忙，后来很少能抽空儿去看老师，直到看见老师安息在鲜花丛中时，才为自己的疏徽而内疚、自责。
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我所尊敬、热爱的每一位师长都谈到，就是我的班主任们也只挂一漏万地讲了一点，但我仍然愿把这篇短文献给他们，作为对他们特殊的感激和怀念!
我从1956年至1962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美好难忘的时光。母校的阳光雨露使我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34年的军旅生涯，使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军事学院院长、共和国的将军。役漫人生路，几度风雨情，是军队这所特殊的大学校培养造就了我，而我人生的真正起点是在母校—北京师大附中。
1956年夏天，当我远离父母来到北京师大附中的时候，学校老师热情的接待令我终生难忘。白天，上课之后，老师带我们在校园的松柏甫道上漫步、谈心，在操场上打球、跑步;晚上，老师带我们到图书馆、实验室或电影院。他们像父母一样带着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开始了崭新的中学生活。
我在这里犯过多少次错误，真是记不清了。但清楚地记得，我刚人校时是一个贪玩、淘气的孩子，上课时还把篮球踩在脚下，一听到下课铃声就抱着球往外跑，有时上课时还趁老师不注意从后门溜出去玩一会儿。老师总是耐心地教育我，严肃地批评我，给我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讲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青年时代刻苦读书、奋发向上的经历，鼓励我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立志成才。我病了，便带我去医院，给我补课。老师不仅给了我良好的教育，还给了我父母般的温暖和家庭一样的沮馨，使我茁壮成长起来。我在初中光荣地加人了共青团组织，毕业时以全优的成绩被保送上了高中。升人高中以后，学校还培养我连续两年担任初中班级的少先队辅导员，高三时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作中，老师手把手地教，使我很好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TTZ)年夏天，学校还选派我光荣地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军事夏令营。老师带我们到长山列岛军事要塞同海军官兵生活了一个月。在那里，我第一次和军人朝夕相处，第一次全副武装上了靶场，第一次看见军舰，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警卫员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打败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艰苦历程，从而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光荣、伟大的军队。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站岗放哨。我在校六年那2000多个日日夜夜，伴随我的总是老师的身影、老师的声音。是老师牵着我的手步人文化知识的大厦，跨上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阶梯。从那时到现在，我体会最深的是:世界上有两个人的爱最无私、最伟大，一个是母亲，一个是老师。
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和老师的爱尤其不能忘记。他们用血肉孕育了我们，用心血哺育了我们。我们记住了她们的爱，便记住了恩情，记住了希望，记住了回报，记住了奋斗。
1962年，在国内国际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高中毕业后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投笔从戎，加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祖国的北部边粗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开始了数十年艰苦奋斗的军旅生涯。塞外边毅的风，从春刮到冬。春天黄沙蔽日，冬天滴水成冰。我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站岗、放哨、爬冰卧雪、，摸爬滚打;打山洞、挖战壕、埋电缆、盖房子、打苇子，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训练中，胳膊上的血痴摔破了再结血痴;施工中，手上的茧子磨破了再结老茧。寒冬腊月，我们搞战备施工，累得脱掉棉衣还满头大汗;炊事员把大米饭送到山上，我们没吃几口，饭和碗便冻在一起。那苦、那累、那难，现在想想都不知怎么过来的，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我当时是连队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从小读书，没千过累活，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和农村小伙子比着干，真有点吃不消、挺不住。我也曾动摇过，可是一想到母校老师的教导，一想到自己当兵时面对母校立下的誓言，便又咬牙挺住了。
我当兵三十多年，从战士到将军，从部队到学校，从山沟到城市，无论在什么生活环境中，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母校都始终在我的心中。尤其在陆军学院铭年，无论当中队长、大队长、训练部长，还是当院长，母校严谨治校的传统始终影响着我。
“努力办成第一流模范学院”，是聂荣臻元帅生前为我们学院的题词，也是全院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身为院长，我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
怎样创办第一流的模范学院?我们在坚持“抗大”的办学方针、学习“抗大”经验的同时，还多次到北京师大和师大附中学习。师大附中有着近百年的办学经验，很多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母校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最主要的是有一支学问高深、品德高尚、爱护学生、海人不倦、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我们在创办第一流模范学院时，非常注重学习这一经验，把培养过硬的教师队伍作为工作重点。近几年来，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帮助办大学函授班，派教员到军内外著名院校进修，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教员的科学文化和教学水平，并建立竞争激励机制调动他们教学积极性，使学院的教学水平不断跨上新台阶。全院先后有十多人被评为全国、全军优秀教员，有五十多人人选《全军院校名师大典》。学院先后创立了军事教育、军事管理学等五门新学科，填补了我国军事教育的空白。我们在教学中还借鉴北京师大附中积极搞好教学改革的经验，先后对全院四十多个主干学科进行了“优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的改革。这一改革总体设计方案和教学经验，曾获得全军教改成果一等奖。同时，我们时刻注意像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那样关心、爱护学生。“台上当老师，台下做模范”是我们院领导给全体于部、教员提出的要求，也是给自己立下的规矩。学院在建校初期，边建设边教学，从干部到战士，从教授到学员，都一起住帐篷、睡地铺。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有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有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但我们仍然和学员打成一片，给学员做好样子。每年毕业学员到太行山进行近似实战的千里综合演练，野营路上，学院领导、教员都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娱乐，同训练。我经常边行军边给学员讲《永不掉队》的故事。这个故事，母校老师多次给我讲过。每当讲完这个故事，我就想，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将人类社会的好传统接过来、传下去，使祖国人才辈出、繁荣昌盛。在学院每年一度的野营拉练中，学员们的脚上都打满血泡，有的学员在急行军中累倒了，最后几十米，是爬着到达目的地的。他们喊着“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口号，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走完千里野营路。学员毕业时，都积极要求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每当送毕业学员踏上远行的征途，我就会想起自己告别母校时老师送我奔赴祖国边疆的情景。此时此刻，我胸中就有一股热流在涌动，便一遍又一逍地默念着一个一个老师的名字，向他们致谢，为他们祝福。今天，在母校建校95周年之际，我深情地道一声:母校您好!老师您好!并向敬爱的母校、老师和校友们致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