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同百花园，既然有那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的事，那也一定有那仿佛一只只勤劳的蜜蜂的第一次。有一次，一只体态秀丽的小蜜蜂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我便开始慢慢回忆起来。
“我们念一下这次期末考试的情况……”老师不大却清楚的声音在教室时回荡，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有几个同学小声地嘀咕着：“完了，凉凉喽！”连平时镇定自若的同学也开始坐立不安。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气味。
“上天保佑，我知道自已进不了前十名，那前二十也好呀，只求回去别被打开花。”我不停地祷告着，看着一个个同学到讲台上领奖品，我心里好像变成了一只鼓，咚咚直响。体内如同爬进了成千上万条毒蛇，十分难受。
“小俊，小刘，小雅……”老师开始念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了，“小诚……”
什么!小诚意然在前二十名！要知道，他可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呀。如果连他也只考了前二十名，那我不就……哎，不敢想。
“小吴，小阳，小郑……”老师的话不等人，转眼间已念去十人了。也就是指前二十名已念完了，而其中没有我的名字。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前二十、前十都没有我，二是我进了前十名。然而，后者的可能性太小了。认命吧。一颗泪滴下，我想指着老天爷破口大骂：“为什么！”
“小路，第八名……”老师这一句话，如同一支利箭划过黑暗的天边，希望的光芒照射大地。
我狠狠捏了一把自已的脸，确定是真的，使劲儿一咬牙：“Yes！”一颗松动已久而未掉落的牙一下子迸了出来。我不顾嘴角的血，未等那牙落在桌上，便一溜烟欢快地跑了上去……
上大学的时候真是疯。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在考进北大之前，大都已经在社会上滚了许多年，手上厚厚的茧子，脸上淡淡的皱纹，可那童心就像久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放出来，膨胀得可怕。读书要拼命，玩起来也要拼命。什么野炊啦，自行车旅游啦，办刊物哇，搞文学社呀，闹腾得很。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突然决定，要演戏了。 记不起谁最先提起这个事的。好像是校学生会来了个干事，说年底要进行北京市高校学生话剧汇演，问我们谁会演戏。演戏有什么会不会的，不就是敢不敢上台的问题吗。我们回答得很冲。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在全校出了名，外面光传我们中间有多少多少能人，多少多少才子，连出小戏都演不了，不叫人笑话啦。再说，演戏本身是件极新鲜，极热闹，极开心的事呢。 听说我们要演戏，好多人给我们送来他们写的剧本。我们选来选去都没有太中意的，只得先定下两个，一个叫了海滨来客》，是外系学生写的，一个叫《美丽的爱情》是班里同学李春写的。
《海滨来客》讲的是一位部长的女儿到某海滨她父母旧日的老部下家中度假。消息被一伙匪徒得知，他们拟定了一个劫持计划。女匪首亲自出马，化装成部长女儿的模样，同时出现在那个老部下的家中，两个姑娘真假难辨，闹出一连串荒唐、滑稽的笑话。我演真的部长女儿，黄蓓佳演那个假的，由于台词写得不甚合意，我们决定每个演员根据情节即兴创作。结果，到了正式演出，每演一场，台词都有一定的变动，这随机应变而产生的火花，常给人妙语横生的感觉，逗得观众乐不可支。记得当时观众最喜欢剧中那个警察的角色。他是由新闻专业的杨迎明扮演的。杨迎明很壮实，高身量，黑而胖，穿上一身警服，歪戴帽子，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加俏皮话，一举手一投足活像个国民党兵痞。只要他张嘴说话，台底下便拍手跺脚，反应极其热烈。就连其他演员也常被他弄得忍俊不已。
演戏是最忌“笑场”的，万一哪个演员在关键情节“扑味”笑出声，买卖就砸了。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警告杨迎明“悠着点儿”。不过这也真不容易，甚至挺痛苦。比方说戏演到尾声，有一情节要求女匪首掏出手枪对众人进行诱惑、恐吓。我们每每看到黄蓓佳摸着一把玩具手枪张牙舞爪，心里都笑岔了气，只好拼命忍住，坚持到大幕拉上，才抱着肚子滚倒在台子中央。《美丽的爱情》也是部小喜剧，角色大都是由我们班上的同学扮演的。演员演得很松弛，本子的生活气息也较浓，所以剧场效果相当不错。这两部戏连演了一个星期，场场“爆满”，我们都很得意。 好在我们并没有被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明白，这两部戏仅仅流十“闹”的形式，演员开心，观众也开心，其他方 ........................ 班扭肠拼犯妞扮翻口且妇抓且月翻具演戏面却幼稚得很。真要把这种戏推上去参加大学生汇演，未免 “丢份”。正当我们愁得厉害的时候，班里同学陈建功自告奋勇，答应专门为我们写个本子。 陈建功在学校可是有名人物，小说写得好，全国得奖，为人又稳重。他曾搞过话剧、电影剧本，写部独幕剧，当然手到擒来。我们眼巴巴盼着，觉得那几日他的表情格外严肃、认真。 剧本脱稿，名字叫“良心”。我们传阅一遍，一致首肯。剧本反映的问题在当时看，是较尖锐的。 一个和睦的家庭。慈父娇女，姐妹相爱。然而，这种温馨气氛却因一位上访的瞎老人的出现，被破坏了。老人是为自己二十多年前蒙冤而死的女儿上访告状的。面对瞎老人的哭诉，在某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显得神色惶惑，原来，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制造那起冤案的元凶。能够揭露这个事实的惟一证据，是老人女儿留下的一封信，围绕着这封信，故事展开了 ……显然，这个剧本的政治性很强，但它又不是生硬的说理，而是以情感人，所以具有相当吸引力。大学生的神经是最为敏感的，我们在创作冲动之余，深知这个剧本将在观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角色定一了。曾在《美丽的爱情》中扮演父亲的刘志达，在这部戏里仍演父亲，从没演过戏，但浑身都是文艺细胞的李彤，承担了瞎老人的角色，黄蓓佳演姐姐，我演妹妹。
排练没有开始，学校里已经纷纷扬扬传说七七级文学专业新搞的话剧如何如何。每次对台词，无论地点在哪儿，都有人赶来旁听，弄得我们怪紧张的，也格外卖力。不过，对这个戏最上心的还属陈建功。他是排练的必到者，核心人物，常对我们提出想法和要求，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做深沉状。为了增加我们的悟性，陈建功专门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了一位老导演给我们排戏。 老导演抱着胳膊坐在台下，我们一段段地演给他看，不时被他叫停。“你应该这样，这样……”“应该自信，放松，认为专业演员也不如自己……”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可要立马儿在这位真正的导演面前建立起超过专业演员的优越感来，还费点劲儿。那位导演对李彤的表演最感兴趣。他叫住李彤，询问李彤看过几回话剧《茶馆》。李彤答，七、八回吧。他点头，称李彤的表演活脱《茶馆》里于是之的模样。
我们细看，果然偷了《茶馆》最后一幕里那位穷愁潦倒的老掌柜的形神，闭着眼听，简直可以以其之假，乱于是之之真。我们惋惜于是之没能看我们排戏，不然，他定会为自己多了个传人而高兴。 戏排好了，贴出老大的海报。学校领导，学生会干部和许多中文系老师都来看我们的首场演出。办公楼礼堂坐得满满的。我们从幕缝中偷偷向下瞥，心里的滋味竟和前几次演戏大不一样。音乐起，大幕缓缓拉开，我觉着我的腿肚子开始哆嗦了。戏演了一会儿，我发现“爸爸”和“姐姐”的情绪也都不那么正常。刘志达说着说着，竟然忘了回台词，急得我和黄蓓佳直眨眼睛。好不容易，握到假“于是之”上场了。他一露面，就跌跌撞撞地扑向刘志达，喊了声“首长”。刘志达扶住他，说:“不要叫首长，叫同志吧。”“是人就是我们的首长啊!”李彤的话音刚落，台下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惜了。来不及细想，仿佛打了针吗啡，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往下一切都顺顺当当的。一个个的自我感觉那份儿好，到剧终时，每个人都快演“疯”了。台下反应和我们一样热烈，几乎隔不多久，便有一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走下台，看到谢冕、陈贻掀、马振芳等几位中文系老师的眼里都嘀着热泪。当然，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他平时最怕我们翘尾巴的，所以总敲打我们。
这回他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我们一共在学校演了四场。那几天走到哪儿，都听到有人议论我们的戏。 大学生话剧汇演的日子到了。我们一大早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已经是十二月底，天气相当冷。我们裹着大衣东跑西颠，打听化妆室在哪儿?一共有多少学校参加汇演?评委是准?中午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切没有明确答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进化妆室。因为占用的地盘大小和别的学校争执了几句;又因为把我们的戏排在靠后面，下午才能演，我们冲汇演工作人员嚷嚷起来。明知嚷没用，可还想嚷几句，仿佛这样才能稳住神儿，心里才踏实。看看别的学校，不得不承认人家的气派:全套的化妆用品，专业的化妆师还带着电吹风。新做的行头，衣服拎起来连个褶儿都没有。布景是一流的，做道具用的豪华沙发得四、五个人抬。我们呢，衣服是家常的，布景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
往好里说，是现代派;往坏里想，是穷酸。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了，仍觉得效果没有学校时好。谢了幕，我急着问陈建功，“怎么样?’’“不错，不错。”听他答话，我却感到言不由衷。卸妆的时候，有两个学校跑到后台向我们要剧本。见他们那样诚恳，我们才稍稍恢复了自信心。 汇演结束了，评选结果要待一个星期后揭晓。我们回到学校，面临紧张的期末复习考试，一时也顾不了其他的事。可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听说我们获奖了，一等奖，有奖状，有奖品。又听说对我们这个戏有争议，政治上太露骨，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后来，传说电视台要转播我们的戏，我们都兴奋一阵。等来等去音信渺茫，我们便凉下来。演戏毕竟是演戏嘛。 离开北大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好几年，经常天南地北地出差，免不了碰上几个校友。知姓名的，面熟的是少数。可只要他们提一句“过去看过你演戏”，我心里总要“坪”地撞一下，好像是发生了感情共振，忍不住要抓住对方，亲热地“侃”一番:那时我们在北大如何如何…… 王小平女，上海人。1956年8月生。197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编辑。
一年前我沮丧地说：“考进职校，一切都就完了，笨蛋的集中营。”半年后我犹豫不定地说：“职校……嗯，很难说，好象还可以。”可是，现在我会信心十足地说：“普高没什么了不起，职校一样出色，一样榨!”
有关职校的一段对话，曾经给我很深的印象。某班某老师说：“你为什么考进职校?就是因为你比别人差。”学生说：“那你为什么在职校当老师?也是因为你比别人差!”职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学生差，老师也好不到那里去。
但是一年的华强职校的学习，使我慢慢改变了对老师的看法。
数学课一向都是令人头痛的课,数学老师的五官好象都是由数学符号组成的，严谨、抽象、刻板。可是，我们的数学王老师却是一个年轻秀丽的老师，什么时候都是满面笑容。就连那些非常叛逆的，经常对老师“虎视耽耽”同学；或者曾经被“老师阴影”笼罩过，对老师心有余悸的同学，也都慢慢喜欢上她，说她是最棒的数学老师。课堂上，她有一套“诱人上钩”的本领，当我们传不过弯子时，她会笑着说：“慢慢想，我等着你们。”当。们有点开窍的时候，她会微笑着抛过来一个“钓饵”：
“好。就是这样。下一步呢?”
我们争先恐后地“咬钩”了。叽里哇啦嚷成一片。王老师带着“诱敌深入”笑容说：“太好了，太聪明了!再转个弯呢?”
等我们一口说出答案时，王老师脸上就露出了又惊讶又赞叹的笑容，全班同学都跟着她开心地笑。课堂成了快乐王国。每天听着王老师充满鼓励，让人自信的话，我们不知不觉地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成绩也一天天提高。以前那些冷冰冰地“怎么回事，还不懂”。“这么简单一道题，还要想”等等话再也听不到了。
考进xx职校后，我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我学习了《商业基础知识》、《市场学》等课程。虽说各种课程都很重要，但我最关心的和最爱上的还是烹饪课。烹饪课分为理论课和实习课两部分。从老师所上的一堂堂理论课中，我懂得了烹饪的基本技能要求，对中国的烹饪技术发展史有了更透彻、更详细的了解。原来，我国的烹饪技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京、粤、川、扬、闽五大菜系以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而闻名遐迩，就连外国友人也赞誉中国的烹饪技术为杰出的艺术。几堂理论课下来，我越来越觉得，完全有必要学好这门课。因为，它的意义已不单单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我还想到，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已成为国际性城市，万商云集，来自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友人穿梭般进出其间。饮食行业在沟通、促进各国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你看，深圳普通老百姓办红白喜事，学校开校友会，单位举行舞会，公司谈生意，签合同，哪个离得开我们饮食业。而且，具有深圳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饮食业已成为吸引外国友人的又一地方特色，其盈利潜力是不可低估的，而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性饮食文化的大都市，就更需要象我们这样的新一辈努力奋斗。所以，我认为，我选择的烹饪专业是大有希望的，我已把我未来的事业和专业学习紧紧连在一起了。
我一边学理论，一边在家里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后来，学校也开了实习课，我学习更有劲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