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一篇小说，读一篇散文，或者欣赏一首诗的时候，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或一幅幅多色多姿的画面，总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读小说的时候，那其中的人物形象，总是栩栩如生，让人可见其音容笑貌，可以感受到他(她)们的内心活动和喜怒哀乐的感情，简直有一种呼之欲出、立于纸上的感觉。
比如我们读《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武松打虎后在阳谷县衙当差，突遇自己的哥哥武大来家相聚的一节，一个简单的“兄弟聚会”场面.就将武大、武松、播金莲三人的形象活脱脱凸现在我们面前:武大的淳朴诚挚，善良软弱;武松的正直刚勇，胸襟磊落;潘金莲的年轻漂亮，感情轻浮，且泼辣外向。
这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的艺术魅力!我们在读政治、哲学、社会学等理论著作时，就很难着到这样具体、生动、可知可感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虽然文学作品和哲学、政治著作一样，都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它们在反映表现上是大不相同的。哲学、理论著作总是通过对自然、社会诸现象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以概念、判断、定理或理论的形式阐述出来，文学作品则不是依恃这些理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通过对人物性格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示，以具体、生动的生活图景，以形象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文学作品用“形象和图画”说话。
艺术形象的生动与否，感人与否，可谓是文学作品能不能抓住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所在。小说如此，散文诗歌亦然。诗歌是抒发情志的，如果直接地把情意和盘托出，也可成为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可能难成为佳诗。只有依托于形象，才能使诗意表达得更美好更完善更睿智。如表现思念，李白就有《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过“月光”这一形象展开想象联想，“霜”既是一种冷寂的表现，又是一种游子羁旅他乡的感受，思乡之情便如月光一样无边无际，迷迷茫茫，通过“形”就把“情”表达得如此酣杨。李白还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前者表达自己对长安古都的依恋，将自己的心比喻成一片飘浮之物(可以想象为树叶或风筝之类)被风吹向远方的咸阳，挂在了那里的树上。这形象多么新鲜离奇，感情表达得多么准确!后者表达对友人王昌龄的思念、担优和同情之心，将“心”寄给“明月”，让无处不在的“明月”传达自己的愁思。诗中没有“思念”的概念，全以形象的画面诉诸，反而表达更深刻。台湾诗人商禽的《眼)则写得更为绝妙:“一对相恋的鱼/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中间隔着一道鼻梁/这一辈子是无法相见的了I偶尔，也会混在一起l只是在梦中他们的泪。”这种无法相见的永远的“思恋”之情，通过“眼睛”位置的特殊形象，表现得出神人化，启人想象。
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以“形象”的宁馨儿，表达了丰富博大的社会内容，揭示深邃的思想内涵而为人所喜爱的。但应当看到的是，这种以形象思维为特征的精神活动，虽与哲学、理论著作的抽象思维有较大的区别，但我们还不能断言这种形象思维中排斥了概念、判断、推理和逻辑思维。恰恰相反，在文学作品创作的形象思维中，如果没有逻辑思维的介人，即使是生动的艺术形象，也无法辨别它是否真实合理;即使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也无法断定它的是非与美丑。尤其是在小说创作中，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都是“典型”的形象——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形象，这种从“个别反映一般”的形象的选择，通过现象揭示本质的概括过程，就离不开“分析”、“综合”的逻辑思维过程。而且，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表现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这个“审美”的过程具有极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这种思想倾向性的把握，就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就是逻辑思维的表现。因此，在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影子般的逻辑思维过程。可以说一部成功的作品，亦如一匹美丽的布段，是通过经线(形象思维)和纬线(逻辑思维)纵横交织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