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与其它文体在遵循逻辑思维的规范上有不同之处，即诗中的情感对生活逻辑有“超越”和“相悖”之处。在理性逻辑看来是无理的不合规则的情感，在诗中却是正常、生动的，这就是诗歌独有的“情感逻辑”。具体表现在诗中，是夸张和变异。这些东西，初看似不真实合理，但从事理上看，又是真实合理的，如《红楼梦》中香菱所言的:“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夸张，这是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也是诗获得感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试想想，如果诗没有夸张和变异，如同照相机一样只是实实在在拍摄实物，那只会如枯枝败叶一样让人败味。可J借许多不懂诗的人不懂这个道理，闹出了不少纠纷和笑话。杜牧的《江南春》中有一句“千里莺啼绿映红”的佳句，明代一个叫杨懊的人就提出异议:千里莺啼谁听得见?千里绿映红，谁看得见?若改成十里就好了。对于这种说法，清代文人何文焕反驳道:改成十里也是看不见，听不见，要想听见看见只能改成一里，如果那样就大煞风景，诗不成诗了。何文焕的话极有道理，诗中的“千里”是夸张，泛指江南春色如画，是诗人概括化的感受，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夸张是合情合理的。诗人出于表达抒情的需要，常常将眼中事物加以夸张变形，如李白眼中的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眼中的柏树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都是夸大了原来事物的形而使诗获得生气和魅力的。它真实准确地凸现了事物特征，又不悖于理。
变异，也是诗常采用的手法之一。这种逻辑的变异，是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发生错位而产生的一独特审美境界，它不仅是外形的变异，而且是内质的变化。这样的诗表面看似不合理，但从诗人的独特抒情角度体会，从事物的本质上品味，又合情合理合乎逻辑。比如减克家的《有的人)写道:“有的人死了l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从生活表象看似悖理说不通，但从人的灵魂精神看，这又是完全真实，且独具洞悉人生的慧眼的。又如顾城的《远和近》写道:“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俄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从现实生活的真实距离看，这完全是悖理的，为何作者要违反常规颠倒“远近”呢?这是诗人的一种特定心理，是诗人所感应的人际关系的缺憾和追求美的谐调所致，是不正常的环境带来的人的隔膜和排拒使然。诗的这种逻辑变异，反而使诗蕴含了更深刻的含义。如果剥夺了这种变异的权利，如同树枝撇去了树叶，反而索然无味。正是这种变异，使诗才别具风味。正如歌德说的:这个包含在大而深的理性之中的“小小悖理”，赋予诗歌以特殊的魅力。钱钟书先生亦言:悖论可成好词。当然，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悖理”是包含在“大而深”的理性之中，从宽泛的意义看，它仍是要符合逻辑思维，逃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手心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诗人有所忽略，他们在热衷于形象思维和抒情时，忽略了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而使一首好诗失之于疏漏而令人遗憾。
诗与逻辑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逻辑因诗而进人诗歌王国，诗因逻辑而增加内在力量和哲学思辨。诗要经得起推敲，不可忽略诗中的逻辑关系，忽视它，常常会陷人水桶断箍锄头掉楔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