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这种对“挣扎”式的命运观深层次的探讨，来源于欧洲易卜生等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了古希腊悲剧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现代悲剧的影响，即:生命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拥有它的人证明其不可逆转的悲剧性。所以曹禺认为“生命是悲伤的”，这一点即使在当代也可以找到相同的例证。我国著名美术家黄永玉先生在其《那些忧郁的碎屑》一书中说:“生命的本质是优伤的，看到令人忧伤的事而不忧伤，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所以我认为:《雷雨》之所以通过矛盾纠葛来讨论“灵与肉的挣扎”和“自我与他人的拯救”，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即从这种“挣扎”与“拯救”中探索出“人性中某些致命的硬伤”和“人本质上确乎存在的生存困境”。简而言之，即“人”的观念。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中心人物，他不仅是这个家庭的最高 统治者，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大权，更是矛盾的“结合体”和“导 火索”。两代人长达30年的恩怨纠葛在这一天中爆发的时候，周寻鳗彝髦礁二鲍彝些的恶鬼”一样，发出了最凄厉最可悲的嚎叫，所以“人性的挣扎”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周朴园在“仁义道德”的观念下施行着残酷的封建专制手段，他本人的主观意愿还是为妻儿、家庭着想。所以曹禺在透析周朴园的灵魂时，始终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情意，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人世沧桑的周朴园以沉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忏悔。作者这一笔曾经受到不断的批评和指责，而我认为，这一描写，正是曹禺先生的成功之处，因为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剧作者深人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周朴园是一个“人”，“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调适的“生存困境”他都有，他甚至比普通人更丰富、更敏感。他会凶残，也会忏悔。他不仅仅是一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赚来每一分钱都沾满鲜血的残酷的资本家”，更是一个“犯了错后懂得忏悔的可怜虫”，而这也是当时的社会与现实中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曹禺创作《雷雨》的时期正值中国内优外患，国内关于“平等”、“解放”、“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时代的局限性要求人们去“把一些丑了的人描得更丑”，使民众中得到某种“憎恶和愤恨的精神动力”，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也因此人们不允许资本家在年轻时拥有纯洁美好的感情，不允许资本家为了服从家庭的安排被迫放弃爱情，更不允许资本家回首自己的罪恶时对已逝去的爱情作无限的忏悔。
繁漪则属于另外一种“把一些美了的人描得更美”的人。虽然人们也承认在她的内在精神中有着阴鹜优郁的一面，有着顽强固执的一面，可是每每品评作品的时候，读者都习惯上对这种人的心态正确与否持一种较为模糊的态度，即坚持她的性格是在“封建压迫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完全赞成。封建压迫下依然有着温柔贤惠、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也有揭竿而起如秋瑾之类的“义士”，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性格阴暗又与其儿子有着暖昧关系的人来作为对封建世俗喊出控诉口号的人呢?关键在于曹禺先生的“生存观”决定的。繁漪爱着周萍，爱着这样一个卑怯、优郁且不负责的人，这是“时代的不幸”，更要问她的命运，为什么让她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落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中。作者告诉这世上所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挣扎着的，痛苦是命运不可扭转的枷锁，谁也不能拯救悲惨的命运。命运即两难的无奈，要么在铁镣下消沉至死，要么带着铁镣翩翩起舞。
所以我认为:把繁漪推上妇女解放运动领袖的圣坛是对繁漪以及像她一样在命运的枷锁下挣扎着的女人们最大的不公，即繁漪并不等于反封建，在非封建的社会里，繁漪也会这样做。
“挣扎”与“拯救”之间的关系为:“挣扎”即是一种“自我的拯救”，而“自我的拯救”不免又会沦落为“另一种更为无效的挣扎”，这种类似于悖论的命运观才是曹禺先生最想表达的东西。可惜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人们在“捧杀”的同时，也“骂杀”了。这真可谓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沉重、最发人深省的一页啊!